地理學中的人與自然：自然的思維
98/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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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地理思想與地理行為
地理科學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領域，研究的範型也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而演變。本文探討的主題關係地理議題背後深層的人類思想和行為，這些議題包括國土規畫、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護、因應全球變遷、國家公園管理、節能減碳等事務。
依據 Gold 的個體空間認知和行為範型，群體和文化因子會影響認知過程的識覺（perception）和學習，當然也就影響了人的空間基模（spatial schemata）及行為。因此只要你具有行動的能力和知道怎麼做的方法，而且意圖和情境具備，前者就很直接地影響你的行為。
人地關係的思考、論辯一直是學術界的共同關懷，更是地理學的核心課題。今日探討人類的自然思想，也是嘗試從現代人的角度—擁有較古人進步的科學知識—述說人類文明來自何處及應當何去何從、人類精神文化應當何所住（安放）及何所適。
西方啟蒙時代及科學革命之後，哲學的重心就轉向認識論問題。這種科學上的發展不僅代表著一種新的認識方法，而且體現著近代世界人類的思維方式。
新的思維、新的方法、新的工具等改變了人地互動的關係，人類利用和改變環境的能力大增，大地的面貌大規模地改變了。從很多方面來說，環境被污染了、土地退化了，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越來越嚴重。是科技錯了，走向歧路，還是伴隨科技發展而來的自由、民主制度出現盲點。自然思想的演變和科技發展、政經社會的演變，都有著緊密的因果關係，掌握自然思想的演變有助於管理科技發展和選擇政經社會制度。
中國人的自然環境思想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自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思想上主導了一切，這是政治體制和社會主流思想下的產物。「科學」的思想、精神、態度、方法只是零星的光芒，未能彰顯，但是科學的實用性仍舊支撐它閃爍著斷斷續續的光芒。
政治和社會環境主導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文的、人本主義的、浪漫的、功能的、一元的、整合的、整體的。「科學」從未做為客觀的主體，因此欠缺了鼓勵科研的文化背景。在千百年的歷史文化演育之下，形成了傳統中國人浪漫的人生態度，邏輯思維和科學內涵就偏少了！
以中國人的旅遊行為為例，這種傳統的自然思想和自然哲學導致遊山玩水、寄情山水，甚至遊仙尋道（山海經、穆天子傳、列子湯問篇、神仙傳、博物志）、找尋靈藥（訪山中不遇）等的傾向。這些特性可以從山水遊記（桃花源記、醉翁亭記、滕王閣序）、山水文學、山水畫、山水詩詞、園林造景中讀出。
中國人遊山玩水的旅遊行為，經常是懷抱著人文情懷或浪漫情懷。在各種遊記中，也就留下了無盡的傳說故事，傳承著祖先修身養性、勵志的儒、道思想，和詠頌纏綿情意的生離死別、浪漫抒情篇章。遊山玩水又能跳出人文或浪漫情懷的是少數畫家、文學家（清魏源的遊山吟）、禪詩（唐宋），以及後來的徐霞客遊記等。
「人知遊山樂，不知遊山學 …… 遊山淺，見山膚澤；遊山深，見山魂魄。」魏源（1794 − 1857）的〈遊山吟〉指出大多數人遊山玩水、接觸大自然的時候，其實只能獲得表面的樂趣，膚淺得很。除了感官刺激的舒適和愉悅之外，很少能深入探究山、川、樹、石、鳥、獸、蟲、魚等，進一步做知性的學習，更不必說提升精神層次的心物合一、情景交融了。
從歷史地理中，可以看出中國人自然思想的演變。神話、傳說、詩經、楚辭、漢賦中，自然環境只是生活中的背景環境。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家思想和東漢王充「論衡」是難得的理性論，可惜沒發揮作用。
漢末、魏晉南北朝是山水詩詞跳躍發展的時代，道家和佛家思想融入了中國社會。唐宋是詩詞成熟的時代，而且佛、儒、道三家的思想都已經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中了。中國人的自然思想也就呈現在山水詩詞之中，直到宋明理學興起，才加多了科學的觀察。明末清初，徐霞客開始了純粹客觀的自然寫景。當西方科學大舉進入中國之後，中國人的自然思想終於難免漸漸西化。
西方自然環境思想
當中國人依舊沉醉在今古一貫、大一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時，17 世紀時代的西方哲學（啟蒙時代）已經大呼「理性」了。自然科學崇尚理論、重視實證，建立了思維的客觀標準，跳脫了西方古希臘時代、羅馬時代、中古基督教時代至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然思想脈絡。
古希臘時代的「理念論」、「形而上學」，基督教神學的「上帝的意旨」，文藝復興時代的「有機論」等自然思想，已經被啟蒙時代的經驗主義工具理性取代。工業革命帶來的科技文明，快速地矇住了大多數人的視野。自然的思想在盧梭的《愛彌兒》一書中綻放開來，也形成法國大革命自由思想的根源，世界逐漸走向自由民主的路途。
西方自然思想和科技發展歷經多個階段的演變。最早淵源於古希臘時代，當時希臘的政、經及社會以島嶼城邦為主，和海搏鬥求生存的環境孕育了古希臘神話世界。
古希臘最早有人神同構的有機自然觀念，直到泰勒斯（Thales，認為水是世界的本源）、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認為萬物皆數）、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醫學之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才發展出雅典時代的「愛智慧」哲學，創造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觀。這些哲學家熱中於探討自然（物理）的本質，把自然看作是水、火、數、形等抽象本質的外顯形象。
物理學在古希臘哲學中就是自然哲學。古希臘科學技術，尤其是天文學、數學（歐幾里德）、靜力學（阿基米德）、物理學、生物學、醫學等在古希臘末期達到高峰。古希臘時代的自然哲學是科學和哲學融為一體的，亞歷山大時期以後，科學從哲學中逐步分離出來，從而形成了包括天文學、數學、物理學等學科的自然科學的早期理論。
托勒密創地心學說，他的《天文學大成》在開普勒、哥白尼的時代以前，是學習天文學的必讀書籍。古希臘到中古時代，托勒密的數學式天文學主導了長期的自然思想，人們都認為地球是靜止的，地球是球狀宇宙的中心。
基督教興起後和中古時代，主張創世紀說、上帝對自然界的設計，神創造了世界，神統治一切，自然只是供人類驅使利用的僕人而已，地位低落。從當時的繪畫及相對貧乏的各種建樹來說，探索自然的行為基本上是中止了。
阿拉伯的科學技術傳承了古希臘文明的菁華，在西元 800 ~ 1,000 年間達到了興盛期。後來，阿拉伯學者的大量著作被譯成拉丁文傳入歐洲，成為中世紀歐洲各大學的主要教科書。阿拉伯人在文化上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把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傳入歐洲，特別是造紙術（12 世紀），為西方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對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了推動的作用。
1300 ~ 1600 年間是文藝復興時代，西方從拜占廷（東羅馬）帝國和北非重拾了古希臘文明，當時曾盛行巫術式宇宙論、神祕主義、煉金術和自然巫術。基本上，文藝復興期間仍然在基督教思想的主導下理解自然。新興的人文主義思潮破除人們對宗教神聖不可侵犯的迷信，培養了自由研究的精神，開始引導人們觀察和研究自然界。
地理大發現航海時代，達伽馬（1460 − 1524）、麥哲倫（1480 − 1521）等激發人們探索自然的熱潮，也極大地鼓舞了人們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勇氣。新航路和新大陸發現以後，又刺激了航海技術，新的地圖、航海圖的繪製，殖民地地理研究等的發展。這些新事物和新問題迫使歐洲學者放棄古書，轉而走向科學研究的途徑。
18 世紀啟蒙運動把近代科學帶入，經驗和實證成為發展的先鋒，逐漸引出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社會。理性的機械論主導了世界的發展，不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更是可以用機械原理充分解釋的。一連串的突破和科技發展，把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改變成機械式的宇宙。自然是沒有生命的，也不是由神的意旨控制的，而是由人類科技操控的，控制自然指日可待。科學主導了自然的生命，在許多場合，科學已經代替了宗教的功能。科學（演化論）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世界和自然的看法，擺脫了神學和宗教的束縛。
在牛頓體系中得以完成的自然科學理論系統，不僅代表著一種新的認識方法，而且體現著近代的世界精神和思維方式。總之，西方近代科學裡的自然觀，基本上是一種決定論、機械論、化約主義的自然觀，包含了由各門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大氣圈、水圈、岩石圈等維生體系和生物圈所構成的「環境」，以及整體「宇宙」。
科學是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結晶，科學不僅為我們的生活創造了舒適的條件，也提供了可以隨時使用的技術。這樣的成果已經成為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有力的工具，科技不但改變了自然，也帶來自然環境的激變，人定勝天已經是理性經驗主義者的新信仰。
但是西方人也有另外的發現和想法。1925 年，海森堡（1901 − 1976）在《物理與哲學》和《物理學家的自然觀》中明白表達了他的自然觀。他提出了測不準原理，提議：其實並沒有「客觀的」自然科學，而是觀察者建構了他的認知體系和自然圖像。換句話說，現代人每天面對的是他自己建構的東西，再也見不到自然本身。
對懷特海而言，整個宇宙是在不斷創進的歷程之中。因此，他所謂的「自然」並不限於我們周遭的環境，而是指向宇宙整體的存在，甚至延伸到最遙遠星雲裡最小的一顆星都包含在其中。由於整個宇宙都是創新的歷程，因此會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新的組合，顯示新的結構。
Adorno 曾批判啟蒙理性，認為啟蒙理性是工具理性。現代性的不公平和虛無主義的總根源，正是啟蒙理性把概念從其所描述的對象中獨立出來的抽象特徵。啟蒙理性的二元論導致控制自然的心態及破壞自然的行為，也正是啟蒙理性導致了對自然的扭曲。科學試圖用意義獨立的概念來描述事物，把主體剔除，所獲得的只是事物再造性假象，而不是事物本身。貌似客觀性的啟蒙理性，實際上只不過是人類控制自然的工具。
在西方人的自然思想中，關懷人和自然的倫理關係，以及探討人地相處的倫理關係等，一直不是主流。大學裡的道德與倫理學討論的，更只是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一般來說，西方環境哲學（即人和環境、人和自然的關係）發展的階段，包括人類中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人類把自然生命視為一個整體，從而真正科學地和系統地訴諸理性的檢討（也就是說，把整體的而非個體的生命納入人的關懷範圍內），是非常晚近的事。這完全跳脫了以往倫理學探討的範疇。
當代環境倫理學家羅斯頓（Rolston）曾主張荒野轉向，認為當代哲學已轉向人類和生態系統關係的反思。海德格爾則提出「哲學的終結和思的任務」，指出以科學為特徵的哲學已經完成。馬克斯擺脫了西方哲學的自然科學傳統，把哲學的「思想之矛」旗幟鮮明地指向了「人」這世界之中特殊的「存在者」。這些說法都是對西方科技文明的反省，也指出西方訴諸理性的自然觀也有盲點。
自然界中的有序和混沌
自然界是統一的，但自然科學中有確定論和概率論兩套描述體系。機械決定（mechanistic determinism）指應用牛頓發現的諸定律可以精確地計算天體的運動。混沌和複雜科學指出，重複使用簡單確定的規則可能得出極其複雜的現象。
依據非線性（動態）系統的研究，一個簡單系統在演化的過程中，只要出現微小的偏差，最後就會產生難以估計的變化。尤其在無數次歷經長時間的代代相傳之後，相去更遠。在生物學的演化世界中，這是遺傳因子的演變。如果再加上系統本身對環境調適引起的演變，這個世界就更加混沌了。對許多今日的人來說，自然似乎已經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系統。
Moran 曾指出，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尤其是超越主義者帶來的對個人主義的重視，可能是美國人面對「公共財的悲劇」（tragedy of commons）時，選擇個人利益優先的原因。在消耗環境資源和節能方面，美國人很少因為永續發展而節制個人的消費和消耗能源行為。美國環境倫理學者羅斯頓鼓吹「自然的價值」，他不僅一再肯定「自然的價值」，更要年輕人明白我們擁有的實在已經足夠了。
中西方自然思想的差異頗大，中國傳統自然思想幾乎是一貫的「天人合一」，西方自然思想則屢經轉折。啟蒙時代的工具理性導致失控的科技文明，也帶來人定勝天之後的嗒然若失。我們做錯了嗎？伴隨著啟蒙和理性而來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現代環境問題的根源呢？自然環境思想是不是影響了人類的行為，是不是影響了國土計畫、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公園管理、節能減碳等相關的事務呢？情境和脈絡（context）是影響行為的環境因子，不知不覺地控制了人地關係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