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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與政治經濟：從伊波拉疫情談起

103/11/05 3758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次在非洲爆發的伊波拉（Ebola）疫情來勢洶洶，除了截至目前為止已經造成四千多人死亡之外，美國疾病管制局在9月中旬估計，如果未能實施有效的檢疫措施，明年（2015年）1月中旬可能會有高達140萬人遭到感染。

為了因應急遽升高的疫情，除了美國緊急出動3千名部隊前往協助防疫之外，目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也都採取了應變措施。自從在1976年發現伊波拉以來，由於它的高致死率、病人出血的戲劇性症狀，乃至病毒的奇特形狀，使得這個疾病激起許多興趣與想像，不少科普作品都曾以它為主題。

當年參與發現這病毒的研究工作，目前擔任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校（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校長的皮奧特（Peter Piot）博士在英國《觀察家》周刊（The Observer）10月4日刊出的訪談中指出，過去爆發的疫情都是地區性而短暫的，但這次疫情的嚴重程度出乎意料。

他並形容這是一場「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因為以下幾個因素相加讓疫情擴大而難以控制：這次疫情發生在賴比瑞亞、獅子山共和國與幾內亞3個西非國家，前兩者經歷過內戰不久，幾內亞近年則政局不穩且剛發生政變，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都因政治局勢而遭到摧殘，醫療人員嚴重不足。

這次疫情偏偏又爆發在這3個國家交界處的人口稠密地區，因此難以追蹤病人接觸過的人。當地人民有歸葬的習俗，在地親友會僱用小卡車或計程車把外地死者運回家鄉，更增加傳染的危險。

皮奧特曾經擔任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全球愛滋病防治計畫主持人，但他在訪談中直指世界衛生組織這回反應遲鈍，原因是該組織的預算受到大幅刪減，防疫部門受影響尤深。此外，他還指責WHO非洲部門人員的錄用主要靠政治關係，而非適才適任。

英國的《衛報》在9月7號的社論中同樣批評WHO的表現，表示這次疫情也凸顯出WHO的病情嚴重，以致其表現遠遜於1976年對抗薩伊的伊波拉疫情，或之前對抗東亞的SARS疫情。

除了會員國在金融危機後捐款減少，導致經費刪減、人員縮編外，《衛報》還批評WHO近年的政策是協助國家建立防疫體系，而非自己跳下去從事防疫工作。《衛報》認為這種策略理論上很好，實際上卻完全不適用於飽受戰亂之苦的貧窮國家，以至於這次疫情蔓延了3個月之後才被注意到，而且還是「無國界醫師」這個慈善組織最先發出警訊。

雖然目前媒體報導常聚焦於新疫苗研發或新藥物在疫區的試用，但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在許多專家看來，防疫策略、國際與國內衛生組織健全與否，乃至於當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對防疫都有重大影響。這其實不令人意外，因為從疾病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重大傳染病的疫情發展確實和上述因素息息相關。此外，疫病也常會帶來社會與政治衝擊，甚至引發重大變革。

就以俗稱「黑死病」的歐洲中世紀瘟疫（plague）為例，它的發生就和當時歐洲的社會經濟狀況密不可分。對於瘟疫的起源和最初的傳播路線，歷史學者只能用有限的史料來推測。

其中最有名的假設之一，是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在名著《瘟疫與人》中所提出的瘟疫起源於中國雲南的鼠疫；由於蒙古大軍在13世紀後半侵入今天的雲南地區，導致當地老鼠與跳蚤跟著大軍糧草與戰利品旅行，病原（鼠疫桿菌）被帶到中亞大草原感染齧齒動物，然後隨著貿易路線傳播到歐洲。近來英國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則認為瘟疫（黑死病）可能是由中亞經過中東來到歐洲。

這場疫病最早於1347年出現在西西里，次年由陸路傳到比薩，再由海路傳到馬賽。短短1年便散播到西歐與中歐大部分地區，以及英格蘭南部。隨後橫掃整個英國，並由海路抵達挪威，在北歐與東歐造成嚴重疫情。

哈里森的分析強調歐洲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對疫情有很大的影響。羅馬帝國崩壞後，歐洲經過一段混亂，之後中世紀社會經濟逐漸穩定繁榮，帶來人口成長。到了13世紀，歐洲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已經超過農地開拓與技術改良所能提供。糧價上漲，糧食供應不穩；屋漏偏逢連夜雨，1315年到1317年又發生一系列的飢荒，接著出現牛與羊的家畜傳染病。此外，中世紀的經濟繁榮導致城鎮與貿易興起，人口更加密集，與外來人口接觸更為頻繁，構成有利新傳染病流行的條件。

疫病的來臨也激起各種的社會與政治反應。教會透過神學來理解瘟疫，認為這是上帝對不虔敬的人的懲罰。商業的繁榮富裕讓人縱情聲色物欲，疏遠了上帝，只有徹底悔改才能求得上帝原諒，讓瘟疫天譴停止。因此教會要求信徒禱告、懺悔、朝聖，並舉行大型宗教儀式與贖罪遊行。但朝不保夕的恐懼，卻激起另一種截然相反的反應與行為，如薄伽丘的文學經典《十日談》所描繪那種把握當下好好盡情享樂的心態。

哈里森認為更重要的是行政當局的政治與衛生措施，他們認為瘟疫是外來者帶來的疾病，因此開始建立隔離與檢疫制度，一些城邦開始對外來的人與貨物進行檢疫。位在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拉古撒共和國（Ragussa），在1377年開始對來自疫區的人與貨物進行30天檢疫，1397年起延長到40天。英文的檢疫（quarantine）一詞，字根就來自拉丁文的四十（法文的四十拼字是quarante）。馬賽在1383年也採用檢疫制度，威尼斯、比薩、熱內亞等義大利重要貿易城邦先後跟進。

此外，城邦也建立隔離所和醫院來收容病人，包括設置專門收容瘟疫病人加以隔離的「疫病所」（pest house）。市政當局並訂定法規與聘用專責人員改善城市公共衛生狀況，包括清除骯髒汙穢、防止監獄過度擁擠、規定屍體埋葬的規則等。這些措施成為日後公共衛生運動的啟發，對黑死病的預防措施成為現代國家制度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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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之後，瘟疫仍定期侵襲歐洲，但疫情嚴重程度逐漸消退。歷史學者對這現象有不同解釋，包括歐洲老鼠生態改變、環境氣候變遷、城市與個人衛生的改良等。然而，19世紀以來的疾病史清楚顯示，衛生措施對傳染病預防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而公共衛生的成效更有賴社會與政治條件的配合。

這波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無疑是對國際醫療衛生的一大挑戰，也讓我們有機會見識歐美各國是否有足夠強大的政治決心，彙整必要的資源與人力，協助貧窮的非洲國家克服這場災難。

深度閱讀

Harrison‭, ‬M‭. (‬2004‭)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資料來源

《科學發展》2014年11月，503期，80 ~ 83頁

瘟疫(3) 伊波拉(4) Ebola(3) 傳染病(51) 新興傳染病(3) 防疫(25) 防疫政策(2) 科發月刊(5210)

傳染病與政治經濟：從伊波拉疫情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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