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裕展博士猶記得數不清的幾年前，他剛上小學就在思考未來，有天放學時彷彿天外飛來一個念頭：將來要做個科學家。這個志向至今他仍堅持著，盡一切可能，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時至今日，果然三度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也是該部核定的傑出特約研究員。2012年，趙裕展在科技部與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的再生能源合作計畫中，和Dr. Frances Arnold共同研究、共同發表成果確認纖維酵素蛋白可用電腦程式改造之。當Arnold奪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消息傳來時，他感到與有榮焉，對自己窮盡大半生的科學路，也有了更深的省思與感悟。

聯想與創意

出生於台南新營、從小就喜歡田間生態及昆蟲的趙裕展，在取得中興大學昆蟲學士學位，服完兵役，並做了三年助教後，便前往美國阿肯色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阿肯色大學是個著重農業的大學，我在那裏學到很多研究及農場實務的技術。那時農學科技仍相當原始，無法做深入的研究。分子生物實驗書籍也頗短缺，做病毒基因的研究非常困難。」但他深深體會農業學者若沒有高深的分生及基因工程的知識與能力，將很難有所突破。於是畢業後，他先後前往冷泉港實驗室及羅徹司特和康乃爾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學的正是當時新興的分子生物學。這種分子生物經歷的優勢，讓他具備了一般農學院畢業生所欠缺的能力。  

趙裕展心有所感地說，在沒網路的時代，查閱期刊相當困難，知識技術靠的是口耳相傳。但現在做研究比以前容易多了，透過網路就能檢索到相關的資料。「以前只要分析基因序列就可以得到諾貝爾獎，但現在這種工作廠商就能直接幫你解碼，了無新意 。所以，現在從事研究的思維和作法必須和以前大為不同，發展更有創意，更有嶄新的方法，才能拔得頭籌。」

和Dr. Arnold合作的淵源來自科技部和加州理工學院的合作計畫。趙裕展說：「2011年很感謝賀端華院士邀我加入這個計畫。當時Arnold已經是國際蛋白改造的頂尖科學家，和她合作對我們的生質能源計畫大有幫忙。我們參與的是一個大型能源合作計畫，生質能源的部分由王惠鈞、賀端華、余淑美三位院士和我所共同執行。計畫中需用纖維酵素分解纖維素以產生能源，而在分解纖維素的過程中醱酵槽會升溫。但溫度一高，纖維酵素就會失掉其活性，因此此計畫的關鍵為：需要改造出能耐高溫的纖維酵素。當時我們知道Dr. Arnold發展了一種以電腦計算增加蛋白質耐熱的方法，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很感謝Dr. Arnold的技術，也很感謝王、賀、余三位院士及學生群的共同努力，終於完成了纖維酵素耐高溫的改造，Dr. Arnold也和我們共同發表了這個很有意義的成果。」

持續的火苗

當年，趙裕展學成歸國後，進入台灣很高水準的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就是現在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當副研究員，但做的卻不是熱門的人體、動物癌症或免疫等研究。「我的研究和農學相關，但這個方向對分子生物領域來說太冷門了，不易在生物、醫學界受肯定。另一方面，我用的研究方法是分子生物技術，又讓農學界的人不太認同，因此，只能自己獨立奮鬥，力爭上游。」他進一步分享，其實研究題目冷門或熱門並非重點，重點是要能「創新」及「領先」，而且創新、領先也要能產生價值。但創新通常只是個小火苗，不像某些已成熟的領域般已是熊熊大火。甚且創新還很難拿到經費，也難找到同領域的學者形成整合型計畫。他認為政府應該更重視創新的研究，並以科技創新在國際上撐開一片藍海的經濟產業。

趙裕展坦言，在國際合作方面，他只和Dr. Arnold合作過，而此合作伙伴竟然是諾貝爾獎得主，因此有第一手的經歷及觀察。「大家都知道自然界的生物有演化的現象，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聯想力，能將其應用在研究上。Dr. Arnold援引了自然界的演化概念，讓蛋白質不斷突變，進而找出最耐熱的蛋白質。後來她更藉由電腦輔助加速演化，使能更快更直接得到重組後的耐熱高效蛋白酵素。」趙裕展簡潔的介紹了Dr. Arnold的研究。「諾貝爾獎，很重視原創的發現，也很重視成果的影響力，是否救人很多？是否應用很廣？因此，除科學家作研究應長期全心投入外，政府也需像伯樂提點千里馬般，支持正確的對象，如此這般才能將創意變成重要的成果。」他認為，台灣科學家能否拿到諾貝爾獎，政府完善的補助制度以及正確的政策面擬定，甚至比科學家本身的努力更關鍵。

「台灣學界常只重視熱門的研究領域，使台灣一直是國際研究的追隨者；政府應重視獎勵創新，並政策性輔導，讓國人的創新能開花結果，甚至變成國際熱門領域。」趙裕展以日本為例，日本在2001年起，訂下50年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18年後，他們已成功獲得了18個諾貝爾獎。「因此國人能否得到諾貝爾獎，國家的認知、決心及政策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然而，台灣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研發經費、薪資和世界一流大學相較仍差之甚遠，故成果一直乏善可陳。而政府在研究經費的投入佔GDP的比例也遠不如韓國及日本。此一佔比甚至還遠低於產業自行投入的比例。另外，台灣雖偶有很好的科技成果，但又因法規過時落伍，因此無法進入產業，也使產業競爭力難以提昇。偏偏台灣又是個外貿導向的國家，沒有科技優勢，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有日漸衰頹的隱憂。」

趙裕展做了大半輩子的研究，深知科技部對台灣研究發展的重要性。但他認為現行計畫的申請及程序仍然是科學家很大的負擔。他呼籲政府應該簡化計畫申請的流程，譬如某科學家若10年內一直有獲得計畫補助，就允許他五年內不需再申請，可直接獲得經費，如此騰空下來不需寫計畫的時間就可做很多重要的研究了。這種制度同時也可以讓高度創新的技術萌芽，以免這些幼苗在申請的過程中被誤為莠草而早夭。

此外，再過幾年就「必須」退休的趙裕展，對研究的熱情仍持續升溫，他感嘆很多台灣頂尖的科學家在65歲，頂多70歲一定得退休。由於台灣沒有很好的傳承制度，像很多國家有講座制，傳承管道暢通，因此他擔心退休後的教授，一輩子累積的知識終需歸零、極珍貴的技術也只好拋棄。其實美國並沒有退休制，只要有能力和體力，年紀再大都能繼續工作，終能完成巨大的創作，或許這也是台灣拿不到諾貝爾獎的原因之一吧。

時代的挑戰

「國際合作對台灣很重要，很多重要的技術與材料需要從外國取得。國際合作也是推廣創新的重要途徑，國際認可也會增加國內推廣的信心。」現階段，趙裕展正在申請和其他國家合作流感病毒的檢測，因為流感病毒是跨國的流行病，需要有跨國的材料及合作者。「年輕時，我覺得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很重要。工作多年後，覺得應該要力爭上游，多發表報告爭取經費，做一個人人欽羨的科學家。現在，我年紀更大了，覺得不用在乎他人是否欽羨，人生應有突破性的觀點，並不計譭譽將之完成，盡最大的力量做出可以對全人類有益的成果。」

「這個時代對台灣年輕人的考驗是很嚴酷的。以前有冷戰，越南、韓國也有區域性戰爭，很多國家相較於台灣是落後的，所以國內的競爭沒這麼激烈。但現在亞洲各國、蘇俄、東歐都覺醒了，年輕人一下子要面對爆增的數十億競爭者。」因此趙裕展呼籲政府要創造一個更適合研發的環境，除了增加投入的經費、科研審查制度也要改革，更要創造科技進入產業的法規及環境，以及退休後技術、材料的傳承等等。「法規先行於科技則國強；法規並行於科技則國弱；法規後行於科技則國亡。」他期盼台灣能有一片更適合科學家翱翔的天空，心裡也很清楚改革和改變是很困難的，但他深信只要人人都有「讓台灣更好」的決心，這種改變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