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我在八O年代參與籌備科博館時就聽說過，直到上週五聽劉斐玟教授細説從頭，才瞭解一些輪廓。
上週五下午，中研院民族所劉斐玟教授在科博館的《週末Let’s go!分享大師視野》系列演講中，以「人類學家的田野，田野中的人類學家」為題，施展她説故事的魅力，從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大談如何發掘深層的文化意涵，獲得滿堂彩。
人類學家研究人類，本身就是一項迷人的工作，迷人的部分在於主客體間微妙的互動，才能深入他方的文化主體，描繪真實的面貌。生物學家就沒有這麼迷人的福份，我研究的青蛙就不會有此互動。
人類學家親自參與，亦即所謂的「下田野」是必然的過程；在五里霧似的田野中，有時要鬦智，有時要以退為進；有時要緊抓，有時要鬆手。人類學家時而自己，時而他者，在主客間交織出精彩的故事。
而誠如余舜德教授的講評，就因為田野中人類學家角色的拿撆進退這麼微妙，研究倫理的界線與程序不是外界所能想像的。
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簡單來說，就是和當地人相處、互動，並從過程中來了解當地人的想法。劉斐玟表示，人類學強調的是從在地人的時候角度來了解他們的文化，而不是從研究者本身的觀點，來對當地文化及現象進行推論或判斷。因此，在田野工作中，人類學家最常做的就是經由五官來觀察當地人做了些什麼，甚至得跟著當地人一起做、過生活，藉以體會各種思維與行為背後的涵義。
以過去同事為例，因為研究鄒族和族人生活相處久了獲得信任，而給了鄒名「巴斯亞」；我在進行鄒族的民族生物學調查時也得名「Voyiyu」，意思是像松鼠一樣機靈矯捷。
在這次演講中，劉斐玟以自身對「女書」的研究為例，詮釋當年她在不熟悉的文化環境下，如何掌握並適應當地人的思考模式與生活習慣，體會作為人類學家要面對的課題。
女書是中國大陸湖南省江永縣所發現的文字系統，其特別之處在於僅於婦女之間使用，男性未能識讀，地方誌也未有記載。一般認為，因為過去農村較貧窮，婦女沒有機會受教育，未能識得有「男書」之稱的漢字，讓「女書」得以發展數百年之久。
然而，何以發展那麼久竟然沒有男權好奇或介入，劉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尊重的文化，或者也是男人想像的「女人不過説説而已」的心態。
女書所記錄的，乃使用當地的方言土話，書寫結交姊妹之間的書信以及自傳，也經常用於書寫結婚感言或祝賀詞、當成紀念賀禮的「三朝書」，並具有書帕、扇子等型式。
在字形上，女書較為纖細、傾斜，同個字既表音也表意，加以近似音還會假借，因此僅需四百餘字即敷使用。女書似七言長詩，用詞優美，用土話唸或唱出來，便成了「女歌」，也成為女書的最大特點。
為了要了解「女書」這樣獨特、全世界僅有的文字及代表的文化，劉斐玟在1992年前往湖南江永投入田野研究，結識當時女書的唯一傳人陽煥宜，後來認為可能無法在她身上獲得太多資料，輾轉來到鄰近的河淵村，認識了吳龍玉與何豔新，後來更和這二人結拜為姊妹。
當時何豔新協助翻譯，從當地婦女唱出的女歌中，獲得更多女書的內容與意境。許多女書都是在「訴可憐」，講述自己的苦情，但不是自己寫的，何豔新的外婆過去就專為人代筆，根據對方口述寫一篇情理兼達的女書，唸唱給對方聽，訴可憐的婦女強聞博記而能朗朗上口。這一類的紙本多在該婦女過世時一起下葬，縱使從宋朝就有女書，留下的並不多。
在我看來，代筆女書的人就像聽取信眾吿解的神父，必須守住一定的倫理規範，同時也積累眾人的苦，何其不易又神聖。
當時就劉斐玟的理解，包括協助翻譯土話的何豔新等人並無人會寫女書，沒想到當她回到美國繼續完成博士學業時，卻有消息傳出中國大陸出現一位會寫女書的傳人，就是何豔新！這是何其詭異和奇妙的田野狀況。
經過多次不同談話，才逐漸拼湊出何豔新的來歷，她從小就在外婆教導下學會寫女書，但是外婆的可憐身世、高齡改嫁，讓何豔新在外婆過世後就不再寫女書，甚至連結拜姊妹劉斐玟都未透露。後來，為了幫助吳龍玉製作女書花帶、補貼家用，才讓會寫女書的技能重現。劉斐玟也鼓勵她為外婆寫「訴可憐」，進而創作更多女書作品。
劉斐玟表示，情感是女書的核心，像何豔新過去曾經封筆，就是因為女書多在「訴可憐」，寫起來相當令人傷心，是一類會「出眼淚」的事。但相對於人類學家，要如何從這樣的情感流露中，真正體會到當地人的感覺，就可說是相當大的挑戰。從一般人不擅面對訪談的口述，到不同時間與空間情境下帶出的片段記憶和互動，都要能夠感受，並透過語言來記錄。
因此，在田野工作中，也讓她體會到「走出語言、領受機緣」，許多事情只要一轉念，就能從另一個角度進入想要知道的世界，也能幫助我們看待社會的現象與文化。
［本文改寫自新聞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