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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史前文化的奧祕:大坌坑文化陶器刻劃紋的美學

106/04/06 瀏覽次數 6386
大坌坑文化存在於距今6,500至4,200年間,是台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文化,初估已發現六十餘處的遺址。

大坌坑文化陶器在器型與紋飾上都具特色,成為辨識大坌坑文化的主要依據。在器型方面,以盤口陶罐最具特色,尤其是有如在口緣外帶突脊的歛盤口罐,可能是早、中期陶器的代表。繩紋是陶器的基底紋飾,另外還施有彩繪紋及刻劃紋,三類紋飾中以繩紋保存機率最高,幾何形刻劃紋保存狀況介於繩紋與彩繪紋之間。由於彩繪紋保存機率過低,無法收集足夠的標本做系統性研究,而繩紋與後期繩紋陶的關鍵性區分仍需進一步研究,因此刻劃紋就成為辨識大坌坑文化陶器的重要特徵。

2013年至2016年間筆者整理了東部海岸6處及西部8處的遺址出土的大坌坑文化刻劃紋陶,針對紋飾圖案做採繪、歸納、研究,並提出刻劃紋傳統發展上的推測。研究過程中深感刻劃紋傳達了工匠對於陶器紋飾設計的邏輯,表現出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設計獨特的美感,以及文化傳承的意義。

刻劃紋的設計美學

大坌坑文化刻劃紋案例含括直線系的直線紋、交叉紋、曲折紋、梯紋,以及弧線系的S形紋、小波浪紋6類圖案。直線系及弧線系紋飾在同形案例中可見1至4線的變化,而少數的直線系紋飾可至6線,其實1線及6線都屬少數,2線紋飾才是主流。其中尤以S形紋及梯紋最具特徵,前者能表現線條的優美,後者則多結合其他紋飾組成複雜圖案。6類圖案在不同器型陶器的口緣內面、口緣外側,以及肩部至腹部間呈帶狀或塊狀分布,又這6類紋飾分布全台,形成大坌坑文化刻劃紋的傳統。

大坌坑文化陶器是刻劃紋的創作空間。大致而言,由西部陶器口緣類型所反映的陶器器型多於東部遺址。陶器似除了有特定的使用目的外,也可創造出施紋空間,因此西部陶器施紋空間變化較多,各型口緣在口部(含附屬部位)高矮、寬窄、厚薄、開口角度歛放等方面多有變化,產生的施紋部位寬度、厚度、角度也各不同。

施紋空間形成後,基本上刻劃紋都是連續施印,選取紋飾種類並依可用空間而調整其大小。以流行的基本曲折紋為例,多線曲折紋是施於歛盤口罐上腹部,施於歛口缽,也施於敞口罐口緣面。曲折紋常以短紋表現,若施於較大面積部位則會複雜化為梯紋或複合圖案,複雜圖案並不局限在面積較大的部位。東部遺址陶器類型雖少而以敞口罐為主,因敞口罐口緣面較寬,口緣面常施作複合圖案,複雜程度猶高於西部。

更具美感的S形紋圖案也有多線變化,常以2線圖案滿施於口緣內面,完整弧線的S紋較少,比較多的是斷裂分解為短直紋+長弧線+短直紋的型式。S紋連接時,可省略1道短直紋,成為簡潔的連續紋,也可不省略短直紋,連接以2道短直紋並列,成為複雜的連續紋。S紋伸縮彈性也很高,可縮小施於歛盤口外側及寬度小於1公分的口緣唇面,也放大施於陶罐上腹部、陶缽口部等較大寬面,或與其他線條形成組合圖案。

大坌坑文化陶匠所設計的完整紋飾圖案,會在橫式、直式帶狀紋飾或塊狀紋飾外圍以長、短線界定圖案的完整性,講求穩定均衡感。尤其鄰頸肩部位常以橫線或其他自然形印紋(如豆形印紋)做出區隔,以增加圖案穩定及均衡感。

多數紋飾都表現出穩定均衡感,但有些陶片的刻劃紋頗具動態感。如在西部遺址有圖案以紋飾大小及排列的不均衡表現。又如台北芝山岩遺址豆形器圈足上的人字交叉紋,其線條也令人似有閃動的感覺。在高雄六合、孔宅遺址也可見以斜線表現斜飛雨絲或流星雨。

刻劃紋陶器復原

一般而言,除極少數遺址外,可採集到的大坌坑文化陶片所保存的體積通常不大,陶片若保存口緣連接到肩腹部位已屬難得,因此研究時需以測繪方式來復原其外型。若陶片缺少底部、圈足等部位,參考其他同型器底部及圈足部位就可把陶器做推測式復原,按基本復原工作分為圖面復原及實體復原兩種。

若屬同一陶罐的特徵陶片數量較多,可做實體復原,陶器不足的部位由石膏補全,而白色石膏不著色,用意在強調陶片實體與填補部位的區別。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史前史展示廳有多件陶罐是實體復原而成,其中1件大坌坑文化的帶折肩及圈足陶罐,折肩上裝飾直線化S形紋。

施紋方式推測

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在幾何線條以外,以繩印紋占器表施紋面積的大部分,此外可見口緣、肩線的切刻痕及自然形如圈形、豆形等印紋。其中繩印紋已有研究者證明以小木棒纏繩滾壓就可達到效果,切刻、圈印則須由適合的工具切印、壓印。這些已知的施作技術或許也會施作於幾何紋飾,只是所用工具可能不同,且技術更為複雜。

上述推測是來自學者對於刻劃紋飾線跡的觀察。由於陶器質地以泥質陶最利於施紋,但大坌坑文化的夾砂陶較泥質陶多,而夾砂陶摻砂顆粒大小及密度不一,甚至夾密集粗砂者,如石英、長石、輝石粗砂、砂岩顆粒與貝砂等。胎土中的砂粒便成為線跡觀察時的一項證據。

由於手持篦狀工具劃動易把胎泥及所夾砂粒翻起,尤其多線條紋飾的施作,因此劃動很容易失敗,也會因施力不均而使線槽深淺不一。此外,多線施作時相鄰線條會互相破壞,無法劃出精準的平行多線,若施作交叉線條則後線很容易破壞前線。

但觀察多數大坌坑文化刻劃紋的多線條紋卻少見胎泥翻起,且線槽也大多深而均勻。此外在摻雜可見砂較多的陶片中,其線條經過器表粗砂時通常會把它壓下而非翻起,顯示是壓印的效果。再者於線條交接重複處可見後線壓在前線上,而且交接處未破壞前線結構,也顯示是壓印的效果。

學者推測其施印方法除了常提到的刻劃或篦劃外,應還包括切刻、滾壓、壓印等技術,尤其線條較為工整的圖案可能更需由切刻和較複雜的滾壓及壓印技法而得。工具可能是光滑而略具硬度的材質,如貝類、魚骨類、獸骨類或板岩薄片,以薄片斷面直接壓印,或把它修成小型圓片或圈環套入木棒持以滾壓。壓印技術頗複雜,而且視圖案所需可能須綜合使用多種技法。

在線跡的觀察與施作技法推測後,筆者認為台灣各地大坌坑文化陶匠在刻劃紋有其施作精準度的差異,其中自由刻劃的紋飾技術差異不大,可製作工整、複雜圖案的壓印技術則是影響精準度的關鍵。研判各遺址所表現的紋飾技巧差異除來自個別工匠技術的高低外,或如同繩印紋的變化,幾何紋飾的壓印施作方式也有其時間性的興衰與變遷的可能。由於施紋技法有其複雜度,仍需持續對陶器紋飾的觀察與研究。

刻劃紋意義擬測

據研究,大陸東南至西南地區的繩紋陶文化起源甚早,如桂林甑皮岩遺址在12,000BP至11,000BP就出現滾壓粗繩紋的陶器,11,000BP至10,000BP發現繩紋陶器帶簡單刻劃紋,8,000BP至7,000BP繩紋陶器則盛行帶刻劃紋。

大坌坑文化具有布局的刻劃紋特徵,大致符合當時外在環境的發展。接著在距今8,000至5,000多年前,古越文化圈的跨湖橋遺址、甑皮岩遺址、弄山岩遺址等出土的盤口罐及盤口釜也發現施作了具圖案設計的紋飾,其中相當類似大坌坑文化陶器紋飾者,包括弧線系的S形紋、波浪紋,直線系的網格紋,以及橫式與直式多線紋交錯的圖案。

顯然,古越文化中心是大坌坑文化的來源,大坌坑文化可能屬於其中一員,其經過複雜的融合與遷移後經由多管道來台,並選擇了與來源地類似的環境如河邊、海岸及周邊居住。爾後陶匠以原有的貼塑、堆塑工法,製作富有特色的帶凸脊、折肩等陶器型制,再裝飾鮮明的繩印紋與具有文化意義的刻劃紋,發展成獨特的大坌坑文化。

古越文化圈內的文化樣貌,可以輔證大坌坑文化可能的文化水準。跨湖橋遺址已證明在古越文化圈內很早就有獨木舟,使用蓆狀編織物、木構建築、建築用獨木梯,製作木器、磨製骨器、石器,甚至稻米的栽種,當時採行漁獵、採集、農業稻作。

製陶技術呈現了大坌坑文化的工藝水準,而經歷過航海遷移的陶匠及其後代,所施作的刻劃紋複雜圖案應有其意義。試假設陶工以幾何線條在陶器記錄環境及重要物質與活動,那麼就有許多可連結的地方。

居河海鄰接環境並具航海技術者應會重視河流、海洋的現象及訊息,因此應可能描述河流、海洋、舟、漁撈等環境與事物。在大坌坑文化刻劃紋6類紋飾中,學者認為S形紋與梯紋可能就是核心紋飾,是該文化由早期至晚期都可見的紋飾,應代表重要的環境、活動或物質的意象。S形紋與水波紋意象比較容易與河流、海洋的波紋連結。在河邊或駕舟捕魚是重要生業活動,常見的網格紋似說明漁網的重要性。數量居多的梯紋或可能是舟類、住屋設施相關的形象。

此外,直線系的曲折紋及多線編織紋顯示編織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植物纖維編織物在生活中運用廣泛,如漁網及裝盛的籃、簍,大片編織物用途更廣,可用於舟篷、鋪地、隔間及其他覆蓋用途。參照大坌坑文化的製陶及磨製石器水準,其編織技術已相當純熟。

大坌坑文化刻劃紋設計美學型式,包括連續、對稱、均衡、調和、對比、比例、韻律節奏感。因工匠施作技術穩定性與圖案布局均衡性有精緻與粗糙的差異,使得觀察者對於線條圖案設計與施作可以用現代美學概念來評論,並對線條、圖案產生精準或美觀程度的判斷。

大坌坑文化人花費心力於連續性幾何刻劃紋,少見複雜的單一圖案,也未見以其觀察力及刻劃能力就可輕易達成的人體、動物或植物形象紋飾。也因此刻劃紋風格清朗、大方,未具隱晦的神祕色彩,雖然圖案未演化為符號,但在幾何形紋連續構圖的設計及施作上可謂是卓越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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