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電影咖，不追院線片也少看話題片。雖然STS研究圈裡有不少電影愛好者，三不五時傳來好片訊息，有空時就留意觀看，但算不上圈內人。因此，幾個月前接到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的王玨女士來信，邀請我擔任2018年台北電影節「社會公義獎」評審時，確實有點驚訝。

我對國片不熟，演員不認識幾個，本以為要當「常民」代表。但經過評審團主席郭力昕教授解釋後，才知道這個活動秉持多元正義與思辯精神，在影展入圍片中選出議題、形式與參與最能激發這些觀點者加以表揚，今年已經是第八年。評審中有大眾傳播專家與電影工作者，近年加入學者，讓討論更多元。看起來，我應該是這一屆的學界評審。

我認同活動宗旨，爽快接受挑戰。但認真想想，這回會是非專業的「亂入」，還是又一次的STS跨界？疑惑之下搜尋過去的相關報導，看到戴立忍導演在2013年臺北電影節的名言「以前你如果要找導演，可以到電影節或影展……現在呢，上街頭去找比較快」。靈光一閃，想到STS研究的「現場主義」。在各種社會行動中，STS研究者是謹守學術的「高教會」（high church）信徒，還是該去貼近實際議題的「低教會」（low church）呢？要找STS研究者是該去學會研討會，還是街頭呢？

先擱下STS研究的路線問題，這段宣言讓我想到在學術場域與街頭之間，STS研究者還有不少行動位置。在本專欄〈腦的誘惑：STS與腦神經行銷的跨界纏繞〉（第546期）中，我指出研究者無須固守某個立場或角色，可以隨對話開展各種STS的可能，電影自然也不例外。

以我擔任評審的國際「民族誌影展」（Ethnografilm Festival）來說，它打著STS的旗號，用最寬泛的定義，本著「用民族誌開展論述，用影像觸發社會思考」的精神，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片種的導演拉出片場，密集觀摩其他人的影像觀點，對話交流。在這個意義下，它也算某種彰顯社會公義的影展。

回到STS研究。影像是許多人親近STS的工具，也是科學普及的趨勢，但討論並不多。對這，陳恒安的〈「STS四不」首部曲：STS不是科普也不是科技與人文大師對話〉（第462期）提供重要的切入點。他指出STS學者發現專家把知識密度變低，預設單向吸收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並不實際。他們也檢視民眾接觸科技的媒介與空間，找出科技傳播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因此，與科學∕普及科學，專家∕常民的二分框架不同，陳恒安認為科學傳播的重點是公共性，科技報導應成為傳播網路的橋梁而非高牆。正如2014年《科學月刊》「臺灣的科學傳播：現在與未來」專輯期許的，希望媒體可以提升「民眾對科學的認知、參與、興趣、意見形成和瞭解科學」，進而產生社會行動。

而在資訊面向上科學溝通也有進展，舉兩個例子：2014年出現一款「臺灣天氣．地震速報」的APP，可在地震發生時連上氣象局預警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同時開啟手電筒因應，廣受民眾歡迎。有趣的是，這款APP的研發者陳坤助並非資訊專業，這個APP也非官方授權。根據他的說法，官方與民間存在資訊斷裂。民眾想知道跟自己相關的訊息，但官方只有一般性資訊。因此他的APP切入這個斷裂，從官方資訊中整理出民眾真正需要的個人化內容。

另一個例子是2014年中正大學黃俊儒教授創立的「科學新聞解剖室」。與陳坤助貼近民眾需求不同，黃俊儒的團隊關注以「言論自由，民眾需要」為名，在社群媒體流竄的歪曲不實報導。他們追查科學新聞的誤傳與誤導，抽樣檢視過去50年的報導，找出錯誤，並追蹤內容農場與長輩群組，從「源頭」出手攔截。根據黃教授的說法，這個跨界團隊的發想是科學傳播，但他立刻發現問題不全在「揪錯」，而必須同時追蹤謠言的生產與流傳，看哪些閱聽者的「弱點」或者是造假者的「手法」滋生這些扭曲的報導，造就這個跨界團隊的定位。

以上案例呼應STS研究對科學傳播的思考。有些資訊事實上證據薄弱，但語調足夠溫馨，可以維繫社交（如連自己也不見得做得到的健康建議）；有些消息天馬行空，但內容足夠辛辣，可以讓同溫層更加鞏固（如一些科技政策的意見）。因此，STS學者批判科學、揪出偽消息，但也探究後面的生產與流傳機制。如陳瑞麟指出的：「公眾有可能受到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以特定的方式來理解這些科普文本，形成特別的科普知識……反過來說，科普知識生產者也可能覺察或想像公眾的特殊性，而在寫作科普文本時特別迎合他心目中的公眾，以便知識更能為他們吸收，達到自己設定的目的。」

上述說法中如果把「科普」換成「新聞」，便是一般的媒體識能（media literary），卑之無甚高論。但對於天天遇到，卻一知半解的科技，傳播學界往往特別寬容，是STS要正視的現象。簡單說，如果資訊治理是對於科學傳播的「量」的管制，STS觀點的社會介入便是「質」的提升。有媒體意義的STS研究不僅彌補「高教會」的學術成果與民眾需求的落差，更為「低教會」的社會介入創造有別於公眾參與或政策論辯的管道。

2018年的「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系列影集是這樣的嘗試。這計畫由STS學者杜文苓教授主持，成員涵蓋科學教育、工程與公共衛生專家，並與專業製播團隊合作。如杜教授指出的，這些影片企圖傳達STS觀點，不是一般科普片。它們處理RCA汙染訴訟、六輕、廢五金、高雄氣爆、離岸風機等爭議議題，拍攝時少不了相關單位的關切，但學者與製播團隊的磨合也是挑戰。從腳本到製作他們有不少折衝，但也在跨越知識轉譯的阻礙中欣賞彼此。如杜教授所言：「計畫團隊佩服製播單位畫面說故事能耐，製播單位則盛讚計畫團隊可跨行編劇的潛力。」

社會公義獎能不能成為STS與媒體的共舞場域呢？基本上，初選由評審團主席與王玨女士從入圍片中選出15部相關影片，涵蓋劇情片、紀錄片、短片、動畫片等，經過影片所有人同意後參加評選。評審負責的是複選，看完這些入圍影片後現場討論。

一輪看下來後，我認為入選的確實是好電影，也有STS可塑性，但手法各有不同。比方說，我知道〈不能戳的祕密〉是2012年社會公義獎的得主，但它的敘事方式與語彙跟「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便有很大不同。之前在課堂使用這些影片時並未深究這些差異，但這次便體會影片不僅內容不能馬虎，劇情與可看性也同樣重要。

有趣的是，原先以為非科班出身的我，見解或許與其他評審大相逕庭，但實際上大家有志一同，看法出入不多。受到青睞的〈水路—遠洋紀行〉與〈在雲裡〉都與科技相關。前者的遠洋漁業是各國移工的勞動背景，後者聚焦工業廢氣的排放與治理，特別是政府的介入與居民回應。它們的題材呼應社會公義，拍攝手法純熟，得獎並不意外。

特別一提的是，〈在雲裡〉有STS學者的參與。不僅「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的杜文苓是該片顧問，長期追蹤這起公害訴訟的STS學者彭保羅（Paul Jobin）副研究員更在片中現身。

或許因為如此，〈在雲裡〉透出一絲「STS科普」的線索。比方說，「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的第一集〈遲來的正義—RCA事件〉以法庭攻防為重點，〈在雲裡〉也有類似橋段，但以戲劇呈現，迅速理出爭議焦點與訴訟兩造的論點。此外，彭保羅訪問罹癌居民的場景確有其事，是他進行中的研究，他的出現也間接點出台西的爭議絕非單一事件，而是全球經濟發展與環境變遷的結構性問題。

但嚴格來說，從反省知識建構到追蹤資訊流通，STS的公眾呈現還有不少發揮空間。這是有別於專家與常民的知識落差，官方與民間的資訊鴻溝，媒體呈現與社會責任的論述極限。對此，Michael Fischer指出多媒體藝術之於STS的開拓性角色。他認為STS的社會介入不用自限學術文本，呼籲更靈活地使用不同媒材刷新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框架。他的看法固然前瞻，但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與跨界合作的經驗才能落實。

在颱風紛擾過後，7月12日主辦單位公布社會公義獎的結果。如郭力昕的總結：「一件事堅持久了，就會形成一個鼓勵性的意義。」STS觀點的科學傳播也應如此，但無須時時正襟危坐，身段可以更靈活些。民族誌影展說得好—不管做什麼，都要「愉快而自豪」（proudly entertaining）。

的確，STS與媒體可以是愉快的感官饗宴。或許有志之士可以先放下要去哪個「教會」，把十月份即將上映的社會公義影展的訊息劃在行事曆上，預約一場屬於自己的跨界之旅吧。

後記：感謝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王玨女士與社會公義獎評審團主席郭力昕教授的邀請，讓我體會台灣電影的能量，也讓我看到STS研究的可能性，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