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氣候變遷，臺灣的風險究竟有多高？根據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每年發表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數》（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CRI）指出，臺灣屬於氣候高風險國家，高於鄰近的中國、日本、韓國。透過國內的科研預測及第一線農業部門觀察，能帶我們看到哪些災害趨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中心）整合了國內外的資料，據此推估臺灣氣候變遷的衝擊及趨勢，歸納出主要風險來自於颱風、極端降雨、高溫及海平面上升。

「颱風豪雨乾旱等天災，以前就觀測到了，但進行氣候變遷模擬後，發現暖化使得這些現象更嚴重，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部分。」災防中心陳永明組長表示，臺灣要優先處理的，是科學證據較明確的颱風、豪雨。

氣候變遷讓颱風數量變少，形成強颱的機率卻反而增加。他表示，這隱含兩件事：一、根據季節評估，在破壞力最強的颱風眼牆位置，降雨強度會增加20～40％左右。如何理解這項數據呢？「2009年造成八八風災的莫拉克，是臺灣十幾年來最強的颱風，共降下3,000毫米雨量。我們在預測模式中，把莫拉克颱風『挖起來』，『種』到未來暖化的大氣裡，觀察在那麼熱的大氣和海洋環境，颱風會變多強？結果發現，在這樣的模式下又增加了40％的降雨，會為南部帶來4,200毫米雨量。」陳永明組長解釋，等於3座曾文水庫都裝不下，「也就是說，水庫也無用了，會成一片汪洋。」二、由於臺灣降雨主要來自夏季颱風，若颱風變少，水資源一定出問題，提高了乾旱機率。

此外，降雨極端化也提高了乾旱風險。陳永明組長說，氣候變遷使臺灣整體降雨增加，平均約是2,550毫米，暖化後可能增加5～10％，但重點是過度集中在夏天。目前評估是春雨減少，將對一期稻作產生極大壓力。那有沒有可能把夏天增加的水留起來呢？他表示，以人工儲水來說，近年來，因強降雨及風災影響，土石流和崩塌淤積，使水庫蓄水量變少，即便清淤也無法回復原本的庫存量。「而雨一大就得放水，不然水庫也有危險。因此雨量變多，不代表能存下來。」

雖然科學揭示了高風險趨勢，但對於民間團體提出的國土淹沒嚴重程度，陳永明組長也提出需釐清的部分。他以海平面上升為例，在升溫最嚴重的4℃、海平面升高1.2公尺的情境下，大臺北地區並不會被淹沒，關鍵原因之一在於城市周遭設置了充足的防洪設施。他解釋，若單純比較臺北市地形與海平面，淹水是必然，但若加上提防，則結果大不同。那麼，在防洪措施較少的地方又是如何？以臺南來說，雖有海堤但防護效果較弱。當海平面上升，水會淹進一些內陸近海的魚塭、沙洲、濕地，但衝擊量並未讓國土都消失。「還是要以較理性客觀的態度看待數據，再制定政策。」

行政院農委會氣候變遷調適與淨零排放專案辦公室莊老達執行長，也指出農業部門將受到的衝擊。當海平面升高，首當其衝的是近海土地，例如雲林口湖、臺西等地勢較低處皆已淹水，可耕作及養殖面積減少。而增溫導致物種消失、生物多樣性降低，將衝擊整個農業系統。高溫也迫使低溫作物向北移或往高海拔處移動，農作栽培模式和作物種類將因此改變，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那麼，該如何擬定應變和調適策略呢？以高溫影響荔枝為例，其花期在冬天，且需一定低溫催化，但2019暖冬，導致荔枝開不了花也結不了果。這時，氣候資料便派上用場。陳永明組長表示，他們與當地農民和農改場討論，了解荔枝開花溫度是16～17度。「我們就算給他們看，未來高雄冬天出現這種低溫的機率越來越低，代表越來越不適合種植荔枝。種荔枝的地方可能要慢慢移到中部。」他指出，災防中心和農委會合作做了氣候變遷下農作物風險、適災區移動等評估，就能提供農業部門作為政策參考。

「氣候變遷是長期影響，但影響最嚴重的是發生極端天氣的瞬間。」莊老達執行長表示，以瞬間來說，當極端天氣產生時，要提供「預警」。例如，預告熱浪或焚風將至。農委會、中央氣象局、災防中心等單位，已布置超過160個氣象站，把「區域型」的氣象監控資料，透過建置網站和APP，提前告知農民，農民得到預報，就能預作因應。其次，則是建構較完整的「農業保險」。不只保障人，也保農產、牲畜和水產。也就是說，除了天然災害後的救助，納入保險後，就能以風險分攤的方式來確保農民收益，降低災損。

中期策略部分，則以強化硬體設備為主。比如花卉、蔬菜或水果，即以較多保護設施，預防在強風豪雨時影響收成；已採收的產品，也透過冷鏈保存來維持品質。至於長遠的調適計畫，則以「沒辦法改變氣候，就改變品種和環境」的邏輯進行。例如，育成耐旱、耐溫的新品種。「桃子是溫帶果樹，我們就育成低需冷性的桃子。梨子或蔬菜也有這些品種改變。」莊老達執行長解釋，重點是讓農畜產能慢慢適應未來的氣候。另外，在養殖及栽培技術上也預作調整。例如，熱浪來襲，雞、牛、豬常發生熱緊迫，即透過改良品種、改善飼養硬體設備，來降低高溫帶來的威脅，穩定生產。

臺灣是天災頻繁的國家，對於處理短期災害應變已不陌生。然而，氣候變遷需以20年甚至40年的長期擘劃思維，透過軟性及硬性作為，包括防洪設施、財務手段和法規等，全盤思考如何因應。陳永明組長說，超大、集中型災害，會造成重要設施毀損、影響國家財務，不是疏散避難就能解決。他舉前述百年大旱為例，自2020年秋天起，幾乎已確定沒有颱風會來。當時政府決策休耕，緊急調度剩下的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這是能做的防災應變作為，卻無法避免地會犧牲農民。沒想到旱災持續到隔年春天，於是應變措施又延伸到民生和工業限水，甚至挖井抽水、人造雨等。

陳永明組長解釋：「從調適思維來說，一直靠應變作為仍有不足之處。當氣候科學評估預知水會越來越少，政策研擬就要有更前瞻的思維，不要事情發生才來解決。」很現實的考量是，所有轉型都需要時間，例如，荷蘭即花了10年以上實施「還地於海」。因此，從政策、產業到個人，都得及早準備。

而最近臺灣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中新增了「調適專章」，包涵國家情境建立、地方政府如何預作調適、風險評估，各部會職責等面向。調適概念十多年來慢慢成形，接下來如何實踐，考驗著政府的擘畫及協調力。

除了從上而下的施政，一般民眾該如何採取調適因應作為？「我們有做過一些調查，大家會覺得氣候變遷重要，但除了減碳，不知道要做什麼。」陳永明組長表示，「要有感的話，一定是受災經驗者較有感。非受災戶，則有一定程度的記憶限制，很難談長期思維。」不過，「民眾有權利決定未來想要什麼生活方式。」他說，此次IPCC報告提到「不當調適」，以海岸防護為例，傳統方式是築堤、水泥化，但卻弱化了生態，也損及自然生態原本具備的減災功能。從這個角度切入，個人其實大有可為——當選擇調適行為時，不見得要硬選工程手段，而是選擇兼顧生態環境的措施。「若民眾有這樣的意識，就能影響政府施政，未來調適也會比較健康。」

（客座總編輯｜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許晃雄教授；研究顧問團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永明組長、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周桂田教授、國泰金控 程淑芬投資長、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林子倫教授；責任編輯｜梁孟娟、趙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