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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東亞史上最關鍵的產業轉型

109/08/30 6020

寒波｜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人類漫長的演化史上，更新世（Pleistocene）末期到全新世（Holocene）初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人類仰賴狩獵、採集的方式生產，不在同一個地方長久居住。距今 11,700 年前的全新世開始以後，採行農耕、畜牧生產，定居一地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漸漸普及。東亞這塊地方的人們，從狩獵、採集到農耕的過渡，是高德（David J. Cohen）關注的問題。

高德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他就讀哈佛大學博士班時，師從張光直，主要在中國的河南省進行殷商考古，成為獨當一面的考古學家。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加入哈佛大學另一位大師 Ofer Bar-Yosef 的團隊，2005 年起投入目前的領域，探索華南稻作起源，發掘湖南省的玉蟾岩遺址。

高德參與 2005年玉蟾岩遺址的發掘。由左至右為Paul Goldberg、Mary Prendergast與高德。（圖／高德提供）

東亞與西方有別：陶器先出現，卻尚未進入新石器時代

對於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過去考古研究的目光大部分放在西南亞與歐洲。簡單說，西南亞地區的人在舊石器時代以採集、狩獵維生；接著長期定居，開始農耕、畜牧以後，也踏入新石器時代；等到使用陶器，完全轉型為新石器時代之際，已經是初次定居的數千年後。他們接著又帶著全副家當移民歐洲，令歐洲邁入新石器時代。因此考古學界曾經將出現陶器，視為一地轉型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徵。

然而近來可以肯定，東亞的狀況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江西省仙人洞遺址出土距今 2 萬年的陶器，是世界最早的紀錄。高德 2009 年參與的發掘和定年結果指出，那時仙人洞的居民仍然仰賴採集、狩獵，不長期定居一處，也沒有農業的跡象；表示當地開始使用陶器的時候，並沒有進入新石器時代。

原本學者認為，仙人洞遺址既然出土陶器，又有早期的稻，應該算是初期的新石器時代；但是高德參與的研究證實，陶器出現的年代明顯比耕種稻米更早。類似狀況在東北亞、東亞多處遺址被屢次發現，可見東亞的演變過程和西方有別。

主題既然是「東亞」從更新世到全新世的過渡，高德的視角不侷限於少數遺址，而採取跨區域、長時間的比較，所以他的研究地點遍及各地，探討不同環境下的轉型與適應，像是華北山西省的柿子灘，華南的玉蟾岩、仙人洞、湖南省的衫龍崗（屬於彭頭山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及東南亞外海巴拉望島的 Ille Cave 遺址。

高德參與主要研究的考古遺址地點。（圖／何庭劭繪，背景地圖取自Snazzy Maps）

跨領域考古研究，全方位認識古代人類行為

儘管視野廣泛，高德對單一遺址的探索依然深入。如今考古學可謂跨領域的學科，盼望從各方面認識古代人類的生活。研究團隊由仙人洞遺址採集約 50 個不同地層的樣本定年，不但得知最早的陶器在 2 萬年前出現，還能判斷某些長達數千年的時段，其實沒有人類活動。

問題在於，年代是一回事，又怎麼知道某些時候有人活動？最直接的證據當然是人類遺骸，但是高德參與研究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由於年代久遠、保存條件欠佳等因素，幾乎沒有人骨出土。所幸若是找到人造物，如石器、陶器等等，也能間接證實人類曾經存在。

不過仙人洞和玉蟾岩這般這般地層完整的遺址，就算缺乏人骨與人造物也不要緊（雖然它們的人造物數量也算不少）。凡住過必留下痕跡，當今人類活動明顯改變自然環境的原貌，古時候也是如此。

高德（右）與Paul Goldberg（左）在仙人洞遺址合影，攝於 2009 年。（圖／高德提供）

人類居住過的地點會留下某些跡象，擅長微形態學（micromorphology）的考古學家，藉由分析遺址沉積物的組成，搭配其他資訊，有能力分析當時是否曾經有人居住、居民吃什麼食物、從事哪些活動等問題。如玉蟾岩遺址的某地層存在紅色黏土，黏土不會自然出現在洞穴內，所以應該是人類帶進來的，或許是生火留下的痕跡。

綜合跨領域的證據，才能回應高德關心問題的宗旨：不滿足於尋找、分類物質，更重要的是認識「人類行為」—了解某個時空之下的古人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那樣做。

東亞北方的細石葉，冰河時期先進科技

華北的柿子灘則是另一種光景。柿子灘靠近黃河，遺址群占地廣大，許多不同年代的大小遺址散佈各處，適於探討同一地點在不同年代的演變。

更新世末期，距今 27,000 年前，全球邁入非常寒冷又乾燥的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許多地方變得不宜人居，一直延續到 2 萬年前結束。隨後氣候漸漸回暖，直到距今 12,900 年前又經歷千餘年的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在這一段冰河時期過後，地質年代進入溫暖宜人的全新世，世界多處地方獨立轉型為新石器時代，如中東的肥沃月灣，東亞的黃河與長江流域。

位於山西省黃土高原，柿子灘29號遺址附近的景觀。（圖／宋艷花攝）

這一段過渡期間，西伯利亞、華北、東北亞、日本，延續到北美洲的廣大地理範圍，都流行一類叫作細石葉（microblade）的新科技。細石葉寬度一般不到 1 公分，如刮鬍刀般相當鋒利，常與骨器等其他材質的工具搭配使用，功能多變。

製作細石葉並不容易，事先需要周密計劃，製作時經過精緻加工，通常必需加熱才能完成。這也意謂師傅要懂得溝通，才能教會新手生產細石葉。小小的細石葉見證思考、規劃和語言溝通的能力，是東亞古人展現行為現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證據。

柿子灘遺址的細石葉繪圖。（圖／取自參考資料6，高德提供）

柿子灘出土距今 26,000 年的細石葉，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紀錄之一。柿子灘有些細石葉的原料並非本地生產，可以追溯到黃河更上游處，表示當時的人已經懂得長距離交易。細石葉技術誕生的年代，應該處於末次冰盛期之初。當時北方天寒地凍而難以生存，促使人群南遷，和細石葉的發展與擴散息息相關。

細石葉相關科技、處理植物的磨棒與磨盤（grinding stone），以及縫製衣服的骨針，都被視為冰河時期對寒冷的適應。另外，用貝殼等非本地材料製作的藝術品，反映的象徵行為，暗示當時衍生出新的社會組織，各地人群必需加強聯絡感情，才能在嚴寒中生存下去。

柿子灘地區最晚的遺址，至少延續到 8,500 年前，已經是新仙女木期結束後的數千年。當時黃河周圍，已經有些人在河流平原上邁入新石器時代，展開初步的農耕；但是黃土高原上柿子灘的居民，依然維持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採集、狩獵的生產方式。

柿子灘人最後與遷移到附近的農夫集團有了接觸，可惜後來的事不得而知。他們是與農夫新移民融合，或是被取代了？這些是考古學家研究過渡期希望回答的問題。

東亞南方用竹子取代石器？有待證實的竹子假說

東亞南方、東南亞一帶（包括臺灣的長濱文化），一直到新仙女木期結束後，距今 9,000 年前左右，仍然持續使用以鵝卵石等材料製作的砍砸器（chopper）。相較於東亞北方的細石葉，砍砸器比較簡陋，意謂南部人技術比較落後嗎？未必如此。古老傳承的技術，也可能用於全新的目的。

玉蟾岩遺址出土的砍砸器。（圖／高德提供）

華南地區氣候比較溫暖，到處都是竹林。有考古學家提出「竹子假說」（bamboo hypothesis），大意是只要有粗陋的石器，就能把竹子加工為各式各樣的工具，而且鋒利度不輸石器。但是竹子難以保存，所以後世只剩下簡陋的石器。

高德參與的研究團隊實際測試，發現只靠砍砸器和石片確實足以加工竹子；但是技術上可行，不等於古人實際這樣做過。要證明竹子假說，仍需更多證據。

研究團隊測試是否能用砍砸器和石片加工竹子。（圖／高德提供）

有趣的是，華北儘管擁有進步的石器，陶器出現的年代卻可能是東亞最晚。華南如前所述，早在 2 萬年前率先出現陶器；接著距今 15,000 年前之際，東北亞和日本的繩文文化也都已經擁有陶器；華北與中國的東北地區，則要等到距今 11,000 到 13,000 年前才出現陶器。

這些議題反映出，東亞南方、北方各地的居民，採取不同的適應策略。

向更南方、更近期探索

華南、東南亞、臺灣在舊石器時代流行的石器，皆以砍砸器系列為主，而且海外島嶼也不例外。東亞大陸之外，高德近年也將研究範圍向南延伸，關注菲律賓的巴拉望島。

冰河時期海平面較低的時候，臺灣與東亞大陸相連，巴拉望或許也是如此。不過距今 11,000 年前，人類開始使用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時，當地已經長期屬於海島。除了比較大陸與島嶼的雷同和相異外，高德特別好奇此處洞穴的使用方式，初步看來主要是儀式性的用途，和中國遺址風格不同。

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攝於 2019 年。（圖／高德提供）

除了更新世到全新世過渡期的主軸，高德有時也受邀參加別人的計劃。這方面最出名的研究，莫過於在青海省的喇家遺址，發現距今約 4,000 年前，黃河上游一場大洪水的證據。這場近一萬年內規模最大的洪水，曾經刺激東亞首度形成國家，催生出「夏」嗎？「大禹治水」傳說中，蘊含多少歷史上的真實？

從計畫、執行，到做出結果，人類的行為複雜多變，不只受到客觀的環境背景影響，也取決於主觀的選擇。多重因素綜合之下，令不同時空的人們衍生出多元的文化。冀望以地層中有限的線索，重現古代人的一舉一動，是考古學家的艱困挑戰，也是高德的追求。

高德（David J. Cohen）。（圖／劉馨香攝）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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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tania, I., Goldberg, P., Cohen, D. J., Wu, X., Zhang, C., & Bar-Yosef, O. (2019). Micro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posits at the early pottery Xianrendong cave site, China: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site us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8), 4229-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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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u, Q., Zhao, Z., Liu, L., Granger, D. E., Wang, H., Cohen, D. J., ... & Zhang, J. (2016).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3(6299), 579-582.

審閱：高德教授

高德透過考古研究，探討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適應各地的環境？（圖／何庭劭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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