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們成功建立了精神疾病的通用語言，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精神病學家們開始發現並鑽研與不同文化密切相關的精神狀態。在我的著作《度量瘋狂》中，我解析了全球心理衛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的轉變：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努力、科學國際主義的承諾、聯合國專門機構的結構、來自「全球南方」的專家的出現以及對於技術的熱忱，一個大規模的科學合作計畫奠定了所謂「世界心理」的基礎。有趣的是，當世界衛生組織在醫院的各個實地研究中心開展診斷工作時，精神病學界卻開始看到不同國家對文化結合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的描述。文化結合症候群的概念最初由在香港任職的大馬華人精神科醫生葉寶明（Pow-Meng Yap）提出。這些綜合症未被納入早期版本的國際疾病分類系統。 如今，心理健康研究人員已經逐漸揚棄戰後初期將全球社會視為單一族群的先驗論，轉而開始深究主觀體驗和自我的文化建構。當代的心理衛生強調地方差異，新的研究者強調針對精神失序者的受苦敘事描述，以及與傳統治療工作者合作，擴大服務範圍的可能性。然而，由於東亞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強調工具理性的發展，同時也穩固了建制化的精神醫學的社會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精神醫學專家在某種程度上與文化議題產生了隔閡。有趣的是，當全球精神衛生（Global Mental Health)運動在千禧年開始盛行時，東亞卻一直保持沈默。在本次演講中，我將以醫學史的視角探討世界衛生組織將精神障礙診斷語言全球化的工作成果，並解釋東亞精神病學家參與全球精神衛生的障礙是如何形成，以及當前所遭遇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