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爾（Jean-Henri Fabre, 1823-1915）是個傳奇人物。國人大概都知道法國文豪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稱他為「昆蟲的荷馬」。法布爾後半生全力寫作《昆蟲記》，自一八七九年陸續出版，總共十冊，許多人都以這套書推薦他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但是大眾對傳奇人物的認識，往往與真相有段很大的距離，這是傳奇人物的宿命，法布爾也不例外。法布爾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十九世紀自然學者，與窮苦結緣一生，直到生命的盡頭，才嘗到「暴得大名」的滋味，算是過了幾年好日子。

出身寒微　農家生活影響一生

法布爾沒有寫過正式的自傳，但是《昆蟲記》裡有一些章節，夾敘夾議的正是他的成長故事。法布爾的家世寒微，連三代都無法追溯。他的父母都是法國普羅旺斯的農家出身，母親不識字，父親「是家族中第一個受到城市誘惑的人」。但是他父親到了城裡後，遇到種種挫折，深受霉運困擾，沒有發達起來。法布爾出生後，父母無力撫養，就送到祖父母家裡。

法布爾的祖父母都不識字，在一片貧瘠的土地上耕種，居住的農舍孤零零的，四周只有樹叢，常有野狼出沒，沒有其他農家。祖父母除了種地，還養了許多鵝、小牛、綿羊，法布爾回憶道：

在祖母那兒，在孤獨寂寞中，在鵝、牛、羊之間，我的智慧開始滋長。我的生命，在這之前是一片漆黑，我在真正的生活中誕生了，曙光在我內心中升起。這種生活使我擺脫了混沌的烏雲，讓我產生了持久的記憶。

 

法布爾滿了七歲後，因為祖父母的村子沒有學校，才回到父母的村子上學。但是法布爾上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它同時是老師夫婦的廚房、臥室和餐廳，時而兼作雞舍或豬圈。

 

小學的課程裡從來沒有歷史與地理，「沒有人在意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反正都種得出作物」。算術只學到加減乘，除法不怎麼教，而且乘法也只能作簡單的，因為即使程度好的學生也搞不清楚進位法。

自修苦學　最終獲得博士學位

法布爾後來進入省立初等師範學校，學校管吃管住，才解脫了生活的壓力。學校裡教些什麼呢？根據他的回憶，科學教育最為薄弱，

算術和一些幾何學的皮毛知識構成了科學教育的核心。物理幾乎給排除了。自然史（博物）完全沒有——沒有植物學，也沒有昆蟲，地質學更別提了。化學根本不受重視。

他畢業後雖然找到了教職，但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他必須力爭上游，取得比較高級的文憑。法國的學制遵循歐洲傳統，相當於大學學士的文憑只要通過考試就可以取得了。法國的特色在於，取得科學文憑之前，必須先取得文科文憑。

 

因此，法布爾先自修文科的知識，準備考試，內容包括希臘文、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以及法文經典，例如蒙田的散文。法布爾二十一歲通過文科學士考試。

然後他就自修解析幾何，因為那是數學學士考試的基礎科目。法布爾花了十五個月準備，在二十三歲通過了考試。接著，他另外花了一年時間學微積分，通過了數學碩士學位考試。一八四八年，法布爾通過了自然科學碩士學位考試。

法布爾的學歷中，最傲人的當然是巴黎大學一八五五年頒發的自然科學博士學位。可是他沒上過正式的課，法布爾全憑自修而來的知識完成論文，學校審查通過後就頒發學位了。現在的大學有各種科系，無論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修業年限與修課學分都有詳細規定，還要考試、論文什麼的，其實都是二十世紀的產物。

隱士學者與十九世紀的歐洲學術界

法布爾從小就有親近大自然、觀察生物的天賦。他成年後一直是個隱士型的人物，從他以自修苦學的方式通過各種學位考試，就可以看出。這種性格對他的學術事業，一點幫助都沒有。到大學修課，或大學附近的補習班上課，都是通過學位考試的正規管道。除了學習必要知識，那些地方也是交結同志，建立關係的場合。可是法布爾沒有積極參與學術社交，不易得到同行的奧援。

不過，法布爾家境貧寒，缺乏資產，是他無法進入學術社群的主因。法布爾得到博士學位後，有個大學的確有意聘請他當教授。但是當年教授的薪水並不優渥，更沒有研究費用，他就拒絕了。

在歐洲，發展學術自古就是上流社會的興趣、風尚與使命。有錢人富而好禮，自費鑽研。沒有資產的人，必須找到有錢有勢的贊助人，才有機會當學術人。

 

大學教授的職位，薪水很低，所以從一開始，歐洲的大學就沒有「專職教授」的概念。著名的巴黎大學教授可以同時兼任好幾個學術機構的正式職務，每份職務都領全薪。這種安排使得資產薄弱的人，也能負擔上流社會的生活開銷。

 

 

法布爾以自修來的化學知識，發明過一種技術，可以從茜草根提煉出紅色染料，並在一八六六年取得專利。哪裡知道，第二年德國的科學家就發明了這種染料的人工合成技術。

自一八六○年代起，法布爾除了在中學教書，主要的生財之道就是科學寫作。他寫了許多書，題材廣泛，專門給一般人閱讀，到一八九五年就有95本。他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天空》，到一九二○年代仍在市場上流通，已是第十一刷。二十世紀的艾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是推廣科學知識最有成就的科學家，出版的書將近五百種。法布爾可算十九世紀的艾西莫夫。

法布爾的書也贏得了聲名，引起了教育部長的注意。部長大人到法布爾兼課的學校巡視，特別到法布爾簡陋的化學實驗室視察。部長詢問法布爾購買儀器設備的需求，他竟然回答沒有。更令部長吃驚的是，他只要求「握一握部長的手」。

部長回去後不久，把他召到巴黎，頒給他一個勳章，給了他1,200法郎獎金，並帶他到皇宮覲見國王拿破崙三世。可是法布爾難以消受這樣的榮譽，皇家的威儀令他不自在，上流社會的禮儀他覺得不自然，巴黎著名的博物館他一點也不感興趣，他急著回鄉下的「田野博物館」。

《昆蟲記》：歷時近四十年的傑作

一八七○年爆發的普法戰爭是法國現代史的轉捩點，也是法布爾人生的轉捩點。法布爾在夜間為女孩開班講課，因為對花朵的生殖功能直言不諱，引起了教會的疑慮，甚至釀成全國性的新聞。戰爭爆發後，法布爾的課停了，輿論也平息，可是法布爾的房東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堅持收回房子，硬將他一家人趕出門。

好在法布爾有貴人相助，他結識的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借了一筆錢給他。從此他就退休了，不再教書，專事研究寫作。一八七九年，《昆蟲記》第一冊出版，他搬入了新買下的家園，面積大約0.83甲，取名「荒石園」。

 

但是，法布爾並沒有從此過著快樂豐盛的生活。這時他的長子兼助手朱爾，以及妻子相繼過世。《昆蟲記》的銷路也不像他過去出版的書，市場反應極為冷淡。主要原因是，法布爾反對當時已是正統學說的演化論，而且書裡流露了他對「上帝規定的秩序」的虔誠信仰，違反了法國教育體制中的政教分離精神。

法布爾除了寫作科學書籍，還會畫畫，他的蕈類寫生，精美絕倫，教人驚艷。可是一九○八年，法布爾手頭太拮据了，想要賣掉一些畫作貼補家用，卻無人問津。

一九○九年，《昆蟲記》第十冊出版。也許是否極泰來吧，這年十月有人在報上投書，讚譽法布爾為國寶。第二年十月，普羅旺斯舉行了一個周年慶，向法布爾致敬。法布爾立即成為文化名人，不僅他的書暢銷，荒石園也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各地的陌生人甚至直接寄錢資助他，但是他將錢全數退回了。

奈何好景不長，法布爾的第二任妻子在一九一三年去世，他自己也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去世。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西線無戰事」的階段。

無與倫比的觀察家？反對演化論的法布爾

達爾文稱讚過法布爾是「無與倫比的觀察家」，而且達爾文與法布爾同樣是田野陶冶出來的自然學者，那麼為什麼法布爾會反對達爾文的理論呢？

達爾文說過，任何觀察都必須針對某個理論，支持也罷，反對也罷。法布爾也不例外。《昆蟲記》是一部「昆蟲本能的研究」，根據法布爾的觀察，昆蟲在正常環境中表現的本能，論精確、論效能，往往令人讚嘆，但是把牠們放到不同的情境中，同樣的本能卻可能將牠們引入絕境，至死不悟。荒石園，現今為法布爾博物館。（圖／Renaud Camus，wikipedia）

 

法布爾因而相信，昆蟲的本能是固定、僵化的行為程式，不會因地制宜、隨機應變。更重要的是，法布爾認為他的觀察證明了人與其他動物沒有「自然的連續性」；從昆蟲的僵化本能，到人類的理性變通，有一道不可踰越的鴻溝，不可能演化。

 

可是，法布爾以為自己的觀察是客觀中立的。法布爾沒有覺察，他的結論是他的理論觀點的產物，因此無法反省自己的「理論觀點」。他認為是僵硬不變的本能行為，其實在田野中可以觀察到個體變異。在達爾文看來，法布爾強調的「標準」行為模式，是由天擇維持的，而變異與天擇的關係，不僅可以解釋眼前觀察到的現象，也可以解釋生物的演化。

達爾文在一八八○年一月寫過一封信給法布爾：法布爾所繪的糞金龜圖片，可見法布爾對於昆蟲的細緻觀察。（圖／wikipedia）

你強烈反對演化論，我很遺憾。我發現追溯每一種生物構造或本能的淵源，最能協助觀察。像你這樣敏銳的觀察者，要是這樣做，比較能提出一些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