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命（三）：毒「犯」？毒「患」？毒品防制規範的演變|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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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命（三）：毒「犯」？毒「患」？毒品防制規範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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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明｜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法規重大變革

我國過去將吸毒行為視為一種犯罪型態，舊法《肅清煙毒條例》中明文規定，施用毒品可被判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外，並須接受勒戒處分。1998年後，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品依其危害性分級管制，並設有不同的處罰方式，除了吸食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仍保留六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外，對於施用其他等級毒品者改以觀察、勒戒之保安處分，若是初犯經評估而無再犯的疑慮，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處分。2003年，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主要是以調整勒戒期限和簡化勒戒程序為主。

由法律修訂的軌跡，可以看出社會對於施用毒品的行為，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了不同的評價。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導致我國對於毒品犯罪的規範有如此的轉變？本文將從法益、偏差行為等社會學層面，探討修法轉變的脈絡。

法益概念之落實

「法益」是指受法律所保護的權益，但只有具重要性的法益，才會以刑法保護，其中依照其重要程度來區分，法益可分為國家、社會以及個人法益等三種。在過去，《肅清煙毒條例》立法的目的為「肅清煙毒，維護國民身心健康」；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4號解釋也提到：「施用毒品，足以戕害身心，滋生其他犯罪，惡化治安，嚴重損及公益，立法者自得於抽象危險階段即加以規範」，基於上述法規，實務上，我國將毒品犯罪視為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由於毒品犯罪型態可分為製造、販賣、運輸、施用等項目，單就施用毒品而言，是否屬於危害社會法益的犯罪，或僅是對自身健康的危害，在學術界與實務界仍有不同的觀點。

偏差行為與犯罪

社會學通常將違反當地道德規範的行為當作「偏差行為」；至於破壞法律規定的行為則屬於「犯罪」，兩者之區別，在於其行為是否對社會或他人造成危害，或存有危險性。據此，台大法律系林山田教授指出「慎刑原則」，指不能浮濫地以刑事處罰限制人民的權利；他同時指出，比例原則之適當性，亦即當國家為達成某個目的而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其採取的手段必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若是手段未能達成目的，就不該對人民的權利進行限制。換言之，若對吸毒者予以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並不能真正達到防止再犯的目的，反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適當性的疑慮。

林健陽、陳玉書在「除刑化毒品政策之檢討—論我國毒品犯罪之戒治成效」研究中指出，若要杜絕吸毒行為，必須同時中止吸毒者對毒品的身癮與心癮，單純透過限制自由的方式，未必能達到防止再吸毒的目的，因此，近年來毒品防制的方式，逐漸發展出不同的策略。

除刑不除罪

政府希望有效管制吸毒行為，維護社會安全與道德價值，並兼顧刑罰的「謙抑性原則」(Principle of Restrain)，林山田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若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防制社會偏差行為，則不應採取具有痛苦性與傷害性的刑罰手段。立法者也採取相同立場將對社會危害性較低的吸毒行為，改採以「疾病化」方式處置，將施用毒品者視為「病患性」犯人，需透過戒治方式使吸毒者得以擺脫毒品的控制，遠離毒品的危害。

不過，若將吸毒行為直接地「除罪化」，亦即將吸毒行為排除於刑事規範以外，可能與社會上的道德認知產生矛盾；此外，吸毒行為雖不會影響他人，但毒品取得的方式與吸食後的行為可能會危害社會治安，於是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仍將吸毒視為犯罪行為，只是對於初犯或是自首者，改以強制戒治或提供醫療等保安處分，但是對於重複施用毒品者，仍保有刑事追訴的權利。如此一來，可以讓吸毒者藉由醫療的幫助，主動戒除毒品的依賴，進而達到抑制毒品需求的效用。

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差別

刑罰學上針對犯罪防治有「一般」和「特別」兩種預防理論，前者主要是透過刑罰的規定，約束社會大眾犯罪的可能性；後者針對特定犯罪之人，採取特定方式的刑罰，以達預防犯罪的目的。我國對於施用毒品的防制，是兩者兼顧的方式，如前文所述，保留犯罪性質，較具有刑法的威嚇效果；另外，在林健陽、陳玉書的研究中指出，處罰方式的改變，讓吸毒者更有機會可以透過有效的戒治，徹底地脫離毒品，因此，近年政府「除刑不除罪」的修法方向，使毒品防制出現一體兩面的功效。

我國對吸毒行為的管制，過去主要是單純依靠刑罰的威嚇效果，未能有效地降低吸毒的犯罪率，之後透過「除刑不除罪」的防制策略的修改，也就是兼顧犯罪防治成效與社會道德認知，由於法律的修訂演變，使政府在毒品防制往前邁進一大步。（本文由科技部補助｢犯罪問題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執行團隊撰稿/2014/07）

責任編輯：王曉玲｜青少年團契輔導
審校：呂傑華｜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暨財經法律研究所

毒品戒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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