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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東亞史上最關鍵的產業轉型

109/08/30 瀏覽次數 1865
高德透過考古研究,探討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適應各地的環境?(圖/何庭劭繪)<
 
人類漫長的演化史上,更新世(Pleistocene)末期到全新世(Holocene)初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人類仰賴狩獵、採集的方式生產,不在同一個地方長久居住。距今 11,700 年前的全新世開始以後,採行農耕、畜牧生產,定居一地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漸漸普及。東亞這塊地方的人們,從狩獵、採集到農耕的過渡,是高德(David J. Cohen)關注的問題。

高德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他就讀哈佛大學博士班時,師從張光直,主要在中國的河南省進行殷商考古,成為獨當一面的考古學家。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加入哈佛大學另一位大師 Ofer Bar-Yosef 的團隊,2005 年起投入目前的領域,探索華南稻作起源,發掘湖南省的玉蟾岩遺址。
 
高德參與 2005年玉蟾岩遺址的發掘。由左至右為Paul Goldberg、Mary Prendergast與高德。(圖/高德提供)高德參與 2005年玉蟾岩遺址的發掘。由左至右為Paul Goldberg、Mary Prendergast與高德。(圖/高德提供)
 
東亞與西方有別:陶器先出現,卻尚未進入新石器時代
 
對於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過去考古研究的目光大部分放在西南亞與歐洲。簡單說,西南亞地區的人在舊石器時代以採集、狩獵維生;接著長期定居,開始農耕、畜牧以後,也踏入新石器時代;等到使用陶器,完全轉型為新石器時代之際,已經是初次定居的數千年後。他們接著又帶著全副家當移民歐洲,令歐洲邁入新石器時代。因此考古學界曾經將出現陶器,視為一地轉型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徵。

然而近來可以肯定,東亞的狀況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江西省仙人洞遺址出土距今 2 萬年的陶器,是世界最早的紀錄。高德 2009 年參與的發掘和定年結果指出,那時仙人洞的居民仍然仰賴採集、狩獵,不長期定居一處,也沒有農業的跡象;表示當地開始使用陶器的時候,並沒有進入新石器時代。

原本學者認為,仙人洞遺址既然出土陶器,又有早期的稻,應該算是初期的新石器時代;但是高德參與的研究證實,陶器出現的年代明顯比耕種稻米更早。類似狀況在東北亞、東亞多處遺址被屢次發現,可見東亞的演變過程和西方有別。

主題既然是「東亞」從更新世到全新世的過渡,高德的視角不侷限於少數遺址,而採取跨區域、長時間的比較,所以他的研究地點遍及各地,探討不同環境下的轉型與適應,像是華北山西省的柿子灘,華南的玉蟾岩、仙人洞、湖南省的衫龍崗(屬於彭頭山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及東南亞外海巴拉望島的 Ille Cave 遺址。
 
高德參與主要研究的考古遺址地點。(圖/何庭劭繪,背景地圖取自Snazzy Maps)高德參與主要研究的考古遺址地點。(圖/何庭劭繪,背景地圖取自Snazzy Maps)
 
跨領域考古研究,全方位認識古代人類行為

儘管視野廣泛,高德對單一遺址的探索依然深入。如今考古學可謂跨領域的學科,盼望從各方面認識古代人類的生活。研究團隊由仙人洞遺址採集約 50 個不同地層的樣本定年,不但得知最早的陶器在 2 萬年前出現,還能判斷某些長達數千年的時段,其實沒有人類活動。

問題在於,年代是一回事,又怎麼知道某些時候有人活動?最直接的證據當然是人類遺骸,但是高德參與研究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由於年代久遠、保存條件欠佳等因素,幾乎沒有人骨出土。所幸若是找到人造物,如石器、陶器等等,也能間接證實人類曾經存在。

不過仙人洞和玉蟾岩這般這般地層完整的遺址,就算缺乏人骨與人造物也不要緊(雖然它們的人造物數量也算不少)。凡住過必留下痕跡,當今人類活動明顯改變自然環境的原貌,古時候也是如此。
 
高德(右)與Paul Goldberg(左)在仙人洞遺址合影,攝於 2009 年。(圖/高德提供)高德(右)與Paul Goldberg(左)在仙人洞遺址合影,攝於 2009 年。(圖/高德提供)
 
人類居住過的地點會留下某些跡象,擅長微形態學(micromorphology)的考古學家,藉由分析遺址沉積物的組成,搭配其他資訊,有能力分析當時是否曾經有人居住、居民吃什麼食物、從事哪些活動等問題。如玉蟾岩遺址的某地層存在紅色黏土,黏土不會自然出現在洞穴內,所以應該是人類帶進來的,或許是生火留下的痕跡。

綜合跨領域的證據,才能回應高德關心問題的宗旨:不滿足於尋找、分類物質,更重要的是認識「人類行為」—了解某個時空之下的古人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那樣做。

東亞北方的細石葉,冰河時期先進科技

華北的柿子灘則是另一種光景。柿子灘靠近黃河,遺址群占地廣大,許多不同年代的大小遺址散佈各處,適於探討同一地點在不同年代的演變。

更新世末期,距今 27,000 年前,全球邁入非常寒冷又乾燥的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許多地方變得不宜人居,一直延續到 2 萬年前結束。隨後氣候漸漸回暖,直到距今 12,900 年前又經歷千餘年的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在這一段冰河時期過後,地質年代進入溫暖宜人的全新世,世界多處地方獨立轉型為新石器時代,如中東的肥沃月灣,東亞的黃河與長江流域。
 
位於山西省黃土高原,柿子灘29號遺址附近的景觀。(圖/宋艷花攝)位於山西省黃土高原,柿子灘29號遺址附近的景觀。(圖/宋艷花攝)
 
這一段過渡期間,西伯利亞、華北、東北亞、日本,延續到北美洲的廣大地理範圍,都流行一類叫作細石葉(microblade)的新科技。細石葉寬度一般不到 1 公分,如刮鬍刀般相當鋒利,常與骨器等其他材質的工具搭配使用,功能多變。

製作細石葉並不容易,事先需要周密計劃,製作時經過精緻加工,通常必需加熱才能完成。這也意謂師傅要懂得溝通,才能教會新手生產細石葉。小小的細石葉見證思考、規劃和語言溝通的能力,是東亞古人展現行為現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證據。
 
柿子灘遺址的細石葉繪圖。(圖/取自參考資料6,高德提供)柿子灘遺址的細石葉繪圖。(圖/取自參考資料6,高德提供)
 
柿子灘出土距今 26,000 年的細石葉,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紀錄之一。柿子灘有些細石葉的原料並非本地生產,可以追溯到黃河更上游處,表示當時的人已經懂得長距離交易。細石葉技術誕生的年代,應該處於末次冰盛期之初。當時北方天寒地凍而難以生存,促使人群南遷,和細石葉的發展與擴散息息相關。

細石葉相關科技、處理植物的磨棒與磨盤(grinding stone),以及縫製衣服的骨針,都被視為冰河時期對寒冷的適應。另外,用貝殼等非本地材料製作的藝術品,反映的象徵行為,暗示當時衍生出新的社會組織,各地人群必需加強聯絡感情,才能在嚴寒中生存下去。

柿子灘地區最晚的遺址,至少延續到 8,500 年前,已經是新仙女木期結束後的數千年。當時黃河周圍,已經有些人在河流平原上邁入新石器時代,展開初步的農耕;但是黃土高原上柿子灘的居民,依然維持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採集、狩獵的生產方式。

柿子灘人最後與遷移到附近的農夫集團有了接觸,可惜後來的事不得而知。他們是與農夫新移民融合,或是被取代了?這些是考古學家研究過渡期希望回答的問題。

東亞南方用竹子取代石器?有待證實的竹子假說

東亞南方、東南亞一帶(包括臺灣的長濱文化),一直到新仙女木期結束後,距今 9,000 年前左右,仍然持續使用以鵝卵石等材料製作的砍砸器(chopper)。相較於東亞北方的細石葉,砍砸器比較簡陋,意謂南部人技術比較落後嗎?未必如此。古老傳承的技術,也可能用於全新的目的。
 
玉蟾岩遺址出土的砍砸器。(圖/高德提供)玉蟾岩遺址出土的砍砸器。(圖/高德提供)
 
華南地區氣候比較溫暖,到處都是竹林。有考古學家提出「竹子假說」(bamboo hypothesis),大意是只要有粗陋的石器,就能把竹子加工為各式各樣的工具,而且鋒利度不輸石器。但是竹子難以保存,所以後世只剩下簡陋的石器。

高德參與的研究團隊實際測試,發現只靠砍砸器和石片確實足以加工竹子;但是技術上可行,不等於古人實際這樣做過。要證明竹子假說,仍需更多證據。
 
研究團隊測試是否能用砍砸器和石片加工竹子。(圖/高德提供)研究團隊測試是否能用砍砸器和石片加工竹子。(圖/高德提供)
 
有趣的是,華北儘管擁有進步的石器,陶器出現的年代卻可能是東亞最晚。華南如前所述,早在 2 萬年前率先出現陶器;接著距今 15,000 年前之際,東北亞和日本的繩文文化也都已經擁有陶器;華北與中國的東北地區,則要等到距今 11,000 到 13,000 年前才出現陶器。

這些議題反映出,東亞南方、北方各地的居民,採取不同的適應策略。

向更南方、更近期探索

華南、東南亞、臺灣在舊石器時代流行的石器,皆以砍砸器系列為主,而且海外島嶼也不例外。東亞大陸之外,高德近年也將研究範圍向南延伸,關注菲律賓的巴拉望島。

冰河時期海平面較低的時候,臺灣與東亞大陸相連,巴拉望或許也是如此。不過距今 11,000 年前,人類開始使用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時,當地已經長期屬於海島。除了比較大陸與島嶼的雷同和相異外,高德特別好奇此處洞穴的使用方式,初步看來主要是儀式性的用途,和中國遺址風格不同。
 
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攝於 2019 年。(圖/高德提供)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攝於 2019 年。(圖/高德提供)
 
除了更新世到全新世過渡期的主軸,高德有時也受邀參加別人的計劃。這方面最出名的研究,莫過於在青海省的喇家遺址,發現距今約 4,000 年前,黃河上游一場大洪水的證據。這場近一萬年內規模最大的洪水,曾經刺激東亞首度形成國家,催生出「夏」嗎?「大禹治水」傳說中,蘊含多少歷史上的真實? 

從計畫、執行,到做出結果,人類的行為複雜多變,不只受到客觀的環境背景影響,也取決於主觀的選擇。多重因素綜合之下,令不同時空的人們衍生出多元的文化。冀望以地層中有限的線索,重現古代人的一舉一動,是考古學家的艱困挑戰,也是高德的追求。
 
高德(David J. Cohen)。(圖/劉馨香攝)高德(David J. Cohen)。(圖/劉馨香攝)
 
參考資料
1. Boaretto, E., Wu, X., Yuan, J., Bar-Yosef, O., Chu, V., Pan, Y., ... & Gu, H. (2009). Radiocarbon dating of charcoal and bone collagen associated with early pottery at Yuchanyan Cave, Hunan Province,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24), 9595-9600.
2. Wu, X., Zhang, C., Goldberg, P., Cohen, D., Pan, Y., Arpin, T., & Bar-Yosef, O.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6089), 1696-1700.
3. Patania, I., Goldberg, P., Cohen, D. J., Wu, X., Zhang, C., & Bar-Yosef, O. (2019). Micro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posits at the early pottery Xianrendong cave site, China: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site us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8), 4229-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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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r-Yosef, O., Eren, M. I., Yuan, J., Cohen, D. J., & Li, Y. (2012). Were bamboo tools made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al view from Sou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69, 9-21.
8. Wu, Q., Zhao, Z., Liu, L., Granger, D. E., Wang, H., Cohen, D. J., ... & Zhang, J. (2016).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3(6299), 579-582.

審閱:高德教授
 
高德透過考古研究,探討不同地方的人們,如何適應各地的環境?(圖/何庭劭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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