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與科技的對話：傳統生態智慧與當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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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玫｜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這篇文章希望透過兩個近期生態人類學對於傳統生態智慧所做的研究，呈現對人類文明和現代化發展進程所帶來的反思。第一個實例來自1970年代以降，東南亞綠色革命和印尼峇里島的農業灌溉系統之間的對話和折衝；第二個實例則和臺灣東部海岸原住民社會所面臨的土地開發的挑戰和困境有關。
這兩個實例背後都隱含著：到底什麼是進步？科學或現代化發展代表的就是社會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嗎？人類學的研究強調了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體系面對環境的觀點差異。科學技術推廣和環境開發的背後，其實隱含了很複雜的對不同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衝突和不理解。
綠色革命與傳統生態智慧
當我們談及綠色革命時，通常會提到一共有三波不同的農業科技化的發展，分別是引入高收成的作物品種、基因工程的介入和生質能源的種作。其中第一次的綠色革命，是由美國科學家博洛格（Norman E. Borlaug）所提出，他在1944年加入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墨西哥農業振興計畫，這計畫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糧食的產量，以因應日漸加重的人口壓力。
博洛格把墨西哥當地的小麥和日本矮稈小麥雜交，培育出抗小麥銹病和有5倍產量的所謂奇蹟麥種，搭配單一作物化、大量灌溉和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的技術，啟動了所謂的第一次的綠色革命。這一波農業科技革命很快地透過一些開發計畫，把似有神蹟幫助的麥種和米種推進到糧食和人口壓力較大的第三世界，如菲律賓、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
其中東南亞的綠色革命帶來的影響，和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位於菲律賓的國際稻米研究中心有密切的關係。1960年代，該中心開始在實驗室裡進行農業技術上的改良，且開始向亞洲其他國家推行。印尼在1970年代就接受了這樣的技術，在和國家現代化開發計畫結合，以及當時對於加入計畫即代表愛國的民族主義思維的背景之下，挺進到印尼峇里島。然而這樣的發展計畫，完全忽略了在當地已經有上千年以上歷史的農業生態傳統，以及其智慧結晶下蓬勃發展的蘇巴克自治水利組織（Subak）。
在印尼這個多達一萬多個島嶼的國家中，位於該國地理中心位置的爪哇島和峇里島，是兩個有悠久的稻米農業傳統的地方。其中以印度教為主要信仰的峇里島，更是以傳統的蘇巴克水利組織聞名於世。
根據美國研究峇里島宗教與農業生態體系的人類學家蘭辛（J. Stephen Lansing）的研究，這個組織的存在可能可以上溯到千年以上，其制度的描寫存在於使用龍塔葉纂刻的歷史上。近年來考古學的證據進一步證實在當地水利系統發展的早期，農民之間水的分配仰賴一個共同合作的蘇巴克組織。大部分的蘇巴克組織包含約百餘位農民，是一個跨村落的自治水利協會，他們仰賴共同的灌溉水源，通常是一個引自河流支流的灌溉溝渠。
蘇巴克做為一個有效率的水利單位，已經讓它在著名的灌溉歷史上留名，參與者之間的合作無間相當重要。然而蘇巴克不只是一個自治組織，還是一個依著河流的主幹和支流建立的祭祀組織和大小水廟信仰體系，而最高的信仰源頭是位於島嶼中北部的火山湖畔的巴度水神廟（Ulun Danu Batur）。當產生用水爭議時，農民們會在自治組織內開會尋求仲裁，而在爭端無法解決的時候，也會向上訴求更高組織，甚至訴諸神祈介入仲裁。
這個體系巧妙地運作了長久的時間，使得這個在天然條件限制很多，屬於季風地帶乾溼季交替容易缺水、平地不多的火山島嶼，仍有豐沛的稻米產量，更孕育了近千年的文明歷史和王國。
水在峇里島印度教裡具有重要的淨化和繁衍的意義，水神和灌溉系統對於農業生產和人的蘊孕生命，具有平行和互相依賴的重要關係。英國人類學者侯巴特（Mark Hobart）就認為，稻米女神孕育的儀式不只和稻米生產有關，還和人類嬰孩的生命儀禮相結合。印度教中和水神相關的部分，背後也隱藏著當地早期的南島文化基底，和較晚由爪哇傳入的佛教傳統及印度教傳統的複雜宇宙觀。
在峇里島，在諸多環境元素和人之間的關聯性上，水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從其地景上直接觀察到。當地稻米種作是以蘇巴克灌溉組織來循環和調節水的輪替使用，這個輪替並非以春夏秋冬的季節變化或雨水的多寡做為交替。水的有無決定了種作的可能性和時間性，也使得峇里島人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透過宗教的儀式以及勞動和社會的組織來調節水的使用，也使得水的調節和流動成為決定人與人之間組織和關係的核心。
而這樣的特質不只呈現在和灌溉相關的儀式上，連人的生命儀禮和各種神明的儀式中，聖水也成為承載和帶動人在峇里島的社會宇宙觀中價值和階序的重要物質。
蘭辛自1985年就開始和生態學家克里摩（James N. Kremer）等在地與外國學者，組成長期的跨領域合作團隊，以結合現代數位化模擬傳統水利技術的方法，建構出峇里島的水稻灌溉系統，和其所在生態環境之間非常細緻的對應關係，發現這一體系的科學性和生態平衡的智慧。這樣的研究結果有助於說服亞洲開發銀行和印尼政府，接受原先傳統的水稻灌溉系統。
另一方面，在地農民也逐漸發覺，現代化科技帶來的，未必如同國家或上層官僚體制所宣傳的就是進步，傳統農業生態智慧在抵抗病蟲害和永續經營農田的有效性，其實高於因開發計畫引進的外來稻種。於是在多方的驗證和努力之下，峇里島農民終於能重新種回傳統稻種，和重新運用蘇巴克傳統水利組織。
目前印尼的文化與旅遊部正積極為當地的蘇巴克組織和重要的水廟群，申請列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希望透過這個登錄計畫的成功，能夠讓蘇巴克組織通過目前面臨當地蓬勃發展的觀光業，對農業所帶來的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競爭的挑戰。
臺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態智慧
在無文字紀錄的社會中，傳統的生態智慧隱藏在哪裡？臺灣原住民的傳統作物多以小米為主，而且幾乎各族的重要年度儀式都環繞著這個作物的播種和生長舉行，只是不同的社會以各自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社會關係來組織信仰和禁忌。
以位居臺灣東部的阿美族為例，環繞小米進行的儀式中就隱含著深層的社會傳統和生態智慧。作物算不算自然的一部分？對於阿美族文化來說，一個社會主要的儀式性作物不只帶動了這社會一整年的祭儀，還牽涉到更複雜的時間、空間和人的觀念，而土地概念和耕作相關的制度更增添了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從技術和象徵思維的分類，到屬於信仰層次和超自然之間的關係，有關人的社會性思考在其與作物的關係中呈現很豐富的層面。
都蘭阿美族的年度歲時祭儀裡，包含了年度獵祭、小米播種祭、小米收割祭和豐年祭。這個年復一年舉行的祭儀，在時間上的連續性具有社會結構上重要的意涵。由女神拿高（Nakao）神話的分析發現，女神在懷著第一個人類的小孩的同時，由她的耳中掏出種子並丟至地上而長成小米，這就再現了阿美族一年的儀式都是環繞著人類的生命和小米共存的主題。
因此，在都蘭阿美族人男子年齡組織的入級，也就是少年傳令員組的成年禮，被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在升級年之前的12月的年度狩獵祭中，傳令員組成為準備入級者，而真正的成年禮，到7月舉行完該年的豐年祭之後1個月才舉行。這一儀式時間的安排，正是把青年的入級和成年融入以小米為主體的年度祭儀中，帶動小米生長的獵祭，同時也帶動了青年的入級。每隔5年，在通過1年小米的播種、收成和完成1年周期的豐年祭之後，一個新的青年級也誕生了。
都蘭阿美族人的成年，藉由小米的成熟而完成，同時，新的青年進入男子年齡組織，也把所有的年齡級往上推一級，整個年齡組織都完成新級的交接和更新。之所以把成年禮和環繞小米生長安排的年度周期時間結合，正來自阿美族人認為的人的成長和小米的成長不可分割的觀念。
在各類有關阿美族小米祭儀的儀式中，常見與水有關的禁忌。例如在割粟之前要先洗衣、沐浴，因為收割時，和水的接觸都是禁忌的，如果洗衣、沐浴，就不能對粟產生親切的感情，粟就會被壞的靈所奪而減產。在小米收割時，雖是5月到6月間的炎熱氣候，也絕對不可以喝水，這也是禁忌。又如在播種期間，夫妻中有任何一方過世，另一方必須嚴守喪期，主要是守喪1年不得外出，否則會使強風暴雨持續不絕，影響到小米的播種或收割。
這一類禁忌的預期結果，把阿美族小米儀式中最大的集體焦慮表露無遺—和水相關的各式禁忌。又如，從播種的第3天開始，祈求神靈保佑小米能順利成長之時，也開始幾天不可以吃魚、貝類等水中生物，也不可以用水弄溼身體的禁忌，這樣的禁忌一直到播種結束至河邊或海邊舉行漁撈祭（pakelang）時才能結束。
小米為什麼這麼怕水？倘若用現代的觀點來看，其實小米是旱作的榖類作物，的確不能在播種和收割的時候碰到大雨，而傳統上阿美族用撒播法播種小米，假使在播種時下了大雨，撒播在土表的種子不就被沖刷掉了？阿美族傳統種植小米的季節在每年的1月到5月下旬之間，這段時間也避開了東部最容易發生的豪雨和風災的干擾。但是阿美族的農業智慧卻是透過禁忌的規範和儀式來表達，這是我們必須學習他們的文化和儀式語彙之後才能認識和理解的。
傳統上阿美族雖以小米為主要的榖類作物，但在田間種作時卻結合了豆類的作物，播完小米也把豆類播種在小米田裡，也就是這兩種作物是一起生長的。而且他們在播種儀式中規範把豆類和小米合食，也在確保這兩種具有同性質的周期性食物，能夠透過人的身體的「消化」而為人所吸收。因為食物不只是阿美族人飽食的資源，更是實踐儀式時間觀念的最佳媒介。
《種子哪裡來》的作者植物族群生物學家強納森席佛頓（Jonathan Silvertown）指出，很少有單一的植物能滿足所有膳食需求。像稻米、玉米等穀類中包含8種必需胺基酸，但其中賴胺酸（lysine）和蘇胺酸（threonine）的含量較低，不能滿足人類的飲食需求。但豆類，如黃豆、豌豆和扁豆則含有足夠的賴胺酸和蘇胺酸，卻較缺乏另兩種胺基酸：半胱胺酸（cysteine）和甲硫胺酸（methionine）。因此，穀類和豆類能互補所需，提供彼此缺乏的胺基酸，讓飲食均衡。
許多傳統美食都結合了不同的穀物和豆類，讓很少吃肉的窮人也能營養均衡，例如墨西哥結合了豆類和玉米餅、印度結合扁豆和米飯、北非結合鷹嘴豆和小麥製成的庫斯庫斯，或是像中國和日本的飲食結合了米飯和豆腐。而在現代的有機農法裡也發現，榖類和豆科作物混作的方式，能讓這兩種作物所排出的物質有助於彼此的生長。從這裡更可以看到阿美族傳統農業和飲食上存在已久的巧妙設計。
開發所帶來的危機
近年來臺灣東海岸因應觀光發展而進行的許多開發計畫，對於世代居住在該地的阿美族社會和文化帶來相當大的衝擊。這些開發計畫大多把東部海岸宜人的風光視為賣點，規劃在當地蓋起大型五星級飯店以招攬觀光客。然而這些開發案往往就座落在阿美族人經常舉行漁撈祭或年度海祭儀式的地點，而以環境保護和護漁為目標的保育計畫，是否經過和當地依海維生的原住民互相溝通協調來產生共識，還是只以都市人的浪漫想像來圍起保育的圍欄？
這是近期臺灣東部觀光發展和當地原住民環境與生態問題所面對的兩個重要挑戰。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奇怪的命題，假如主事者說服當地人接受觀光開發和保育的發展目標，為的是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動，那這裡的當地和當地人到底指的是誰的土地和誰的利益？這是一個重視民主和平等的國家應該重視與反省的課題。
傳統農業體系中隱含的生態智慧，和來自新世界的農業科技綠色革命相遇，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示？土地開發和觀光發展對於原住民的傳統智慧，帶來什麼樣的挑戰和不公平的對待？這兩個實例中都隱含著現代社會對於進步和現代科學理性的迷思及期待，猶如第一次綠色革命在印尼帶來的例證，新的科技相較於傳統生態智慧，其實未必能面對當代的環境和人口壓力的挑戰。
為什麼我們往往要到很晚才知道向原住民求教？這裡面除了隱藏著對科學主義和進步的信仰外，還有對於許多已存在於世界各地原住民的傳統生態智慧的陌生和不理解。這背後深層的意義迫切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和當地人站在一起來發掘，把文化和知識體系轉譯成所有人可以認識和理解的方式流傳下來。
這兩則實例也告訴我們，何以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文化和自然是相互關聯的，兩者無法切割開來看待。許多精巧的人類生態智慧的結晶，更有待不同文化的持有者和跨學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被現代社會重新地學習和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