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館鑰匙、瓶中船、象牙球與奉茶小童–在技術物中體會STS
101/01/06
瀏覽次數
25398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過去幾年參與教育部的新興領域計畫，有機會聽到許多精彩的STS介紹。其中，為說明這個領域的獨特觀點，講者往往以一些典範性的案例闡釋。比方說，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簡稱為ANT）的開創者之一拉圖（Bruno Latour）在〈技術是得以經用持久的社會〉一文所創造的「旅館鑰匙」情境，便常拿來說明技術物與社會網路關係的形塑。
照拉圖的說法，歐洲旅館會要求客人在離開旅館時把房間鑰匙留在櫃臺。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明白這個規矩，即使知道也不見得會照做。但是，旅館經理又不想像防小偷一樣在門口裝感應器或要警衛盤查，強迫客人交出鑰匙再出門。於是，當口勸不聽、告示不靈時，拉圖提醒經理（也提醒讀者）一個有效的辦法—在鑰匙上附上沉重的金屬裝飾。這麼一來，大多數旅客會主動把鑰匙交給櫃檯，好輕鬆出外。
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什麼？拉圖說，經理使用這些手法，可不是他變聰明，或是「謀略」變高了。事實上，在作用時，由經理、客人、旅館、鑰匙與這塊沉重金屬所組成的社會網路也有所變動。當經理規勸客人或貼出布告時，是他企圖操弄控制，要客人遵守規定。但是，當鑰匙加重之後，客人不再是遵從規訓才繳出鑰匙，而是不想帶上妨礙行動的笨重鑰匙，才利用櫃臺的「寄放服務」。換句話說，是這個「非人」的笨重鑰匙，而不是哪個人，牽動這個網路的動態。
我們不深談這篇經典論文中的其他案例。不過，有一回當講者講完這個分析時，一位聽眾發問：「為什麼旅館非留下鑰匙不可？那不是客人的房間，帶不帶鑰匙出去不是他們的自由嗎？」
「是啊，為什麼？」這個年輕朋友顯然對「把鑰匙寄放在旅館」的想法難以索解，而不質疑這個故事的我，則思考她為何這樣想。當然，放下鑰匙的直接理由是怕客人弄丟，因此代為保管，但在這個「貼心」說法後面的考慮則更複雜。就行政面而言，馬上再重製一副鑰匙確實不方便，但更深層的管理考慮，或許是怕鑰匙有機會遭到複製，讓旅館無法掌握房間的使用。確實，住宿期間客人可以任意使用房間，但他們僅擁有使用權。因此，一旦客人離開旅館，象徵所有權的鑰匙就必須留下。
這也多少解釋這個故事為何以經理與鑰匙的網路做為起點。在那個狀況下，只有旅館僱用的經理想把鑰匙留在旅館，而這個想法打動不了其他人。經理於是發號施令，催動一連串行動方案（program of action），拉攏更多「狀況外」（antiprogram）的客人向他看齊。
進一步思考，這個不自然情境的前提，是旅館空間的曖昧性。在過去，旅館（hotel）或客棧（inn、tavern）是照料吃喝或是款待客人的場所，隱含私領域的性質。當旅館融入城市，成為出借予不特定對象的營業機構後，它變成既不是公眾場所，也不是私人領域，歸屬不明的空間。是這樣的不穩定性，讓經理需要拿捏旅館房間的使用權與所有權。他希望房間活絡使用，但更希望客人銀貨兩訖，不會因為前一位客人留下鑰匙，造成旅館與下一個客人的糾紛。簡單說，這則「旅館鑰匙」故事的背後，是公私界域的劃分張力。
另一個與「留下鑰匙」有關的歷史線索是鎖鑰的普及與標準化。本欄〈萬物為人的尺度〉（373期）一文中曾簡單介紹鎖的標準化革命，這裡則聚焦這個技術的社會影響。與旅館相同，鎖與鑰匙不是現代產物。自從社會演化出私產與公物的概念後，它們便是所有權最具體也最直接的象徵。且不說歌劇〈費加洛婚禮〉（Le nozze di Figaro）裡，封建領主對僕人宣示所有權的動作之一就是擁有她的房間鑰匙，隨時可以進出。即便是現在，榮譽市民所頒給的依舊是象徵權力分享的市鑰。
但是，現實世界裡鑰匙可不容易複製。在鎖具沒有大量生產的時代，單獨打副鑰匙並不容易。工匠不但要知道鎖簧鎖芯的正確資訊，要有合適素材，還要有器具與技術精確刻出鑰匙形狀。因此一般旅館並無門鎖，而是請客人留意財物，或自備掛鎖（padlock）因應。
19世紀的標準鎖打破這些規則。人們可以用相當便宜的代價得到功能堪用的鎖，應用場合也愈加廣泛。以Yale & Towne在1877年專利改良的掛鎖來說，它鎖形小巧，便於攜帶，配有齒的平片匙（flat metal key）。而更早開發出來的圓筒鎖（cylinder lock，我們熟悉的喇叭鎖就是一種圓筒鎖），是可以更換鎖心（profile）的標準化彈子鎖，適合一般房間。
而鎖鑰的普及帶動配鑰匙機（key cutter）的研發，特別在大城市裡，斤斤計較的空間劃分需要更多的鎖，而它們的功能分化也產生鑰匙的大量需求。於是，長久停留在手工業的鎖匠（locksmith）在20世紀初轉型成販售鎖頭與鑰匙，提供打造鑰匙服務的鎖鋪。那裡不但有標準化的鑰匙胚（blank key），涵蓋大多數的鎖具，更有配鑰匙機，從刻槽修邊到整磨一應俱全。
在這個狀況下，旅館業者或許不必為客人弄丟鑰匙操心，但相反的，他們擔心如果客人複製鑰匙，可能影響下一位客人的使用安全。這些考慮都造就旅館「留下鑰匙」的政策。
當然，這位年輕朋友提問時可能沒想過以上的歷史發展。但更重要的是，當數字鎖與電子門卡普及，認證技術從機械式的鎖鑰進展到電磁感應或生物特徵時，拉圖的「旅館鑰匙」情境或許壓根沒出現在她的生活經驗裡，更別說從它體會行動者網路理論的精妙了。
這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教學障礙。在過去，科技與社會研究處理的是打破文科與理科分離的思考。對於這一點，雷祥麟以拉圖的名作〈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為例，有精彩的教學經驗分享（收錄於《科技渴望社會》中）。
他認為這篇論文講的是：微生物學者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科學知識之外，利用實驗室去拉攏、翻轉行動者，並在其中增大他個人的力量。這是不好懂的文章，不過學生的反應卻令他意外。理工科同學不覺得拉圖的說法有什麼問題，因為科學就是這樣操作的。他們反而對拉圖把科學扯上政治感到陌生而不解。另一方面，文科同學跳過科學實作，直接把政治套在科學上，說科學「也就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權力」而已。這些同學沒法體會看似「無關宏旨」的技術細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作。
固然這段體驗強調訓練背景對STS的相異接受度，但我認為這裡面還需要考慮文化因素。政治理論與科學的產生，不能自外於社會文化脈絡，但大多數學生無法從這些「異文化」的案例（領域差異或社會差異）去理解。
以科普為例，王道還教授對撰寫本土科普的呼籲，其理由之一正是翻譯外國書時，比科學內容更難掌握的是故事與寓言。我們究竟是拿旅館鑰匙的故事來印證ANT理論，還是用這個故事學習行動者與社會網路的關係？對理論熟稔的人，或許會忽視文化差異，欣賞拉圖推演的細微精緻。但對局外人來說，要藉這些彆扭陌生的故事來理解STS的想法，未免緣木求魚。
且不提一些現實感不強的敘述，比方說「背叛」生物學家的扇貝與「感嘆」生不逢時的捷運，即使是巴斯德的歷史重構，也因為脫離既有論述太遠，而令科技與社會的入門者難以親近。
我回憶在講述Langdon Winner的〈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時，釐清長島陸橋限制高度後面複雜意識型態的棘手。指責「陸橋有政治性」不困難，因為學生習慣凡事「政治化」的講法，如同雷祥麟課堂上的文科學生一樣。但是，要如何把這種技術物政治與一般政治理論連接，甚至深化與回饋，便不容易。
對這個牽涉公共工程、都市發展與規劃的問題，只是指責建造者「拒絕窮人」是不夠的。但要由這延伸出「科技民主」的理論，卻需要聽眾更多的文化經驗與政治素養。我不禁問自己：「使用這樣的案例說明STS理論，究竟有多少解釋力？」
這是大問題，需要有志之士的集思廣益。但回歸案例，我想提出一個想法：看得到，摸得著，聚焦於實作與體驗的技術物，是讓入門者注意細節、提升STS敏感度的好方法。
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元老Harry Collins早已在〈物理實驗的複製〉一文中，用「瓶中船」（ship in a bottle）的比喻指出一般人只看到瓶中船的成果，不了解船是如何送進去，來說明進入科學細節的必要。但是，對沒有操作經驗，甚至沒看過瓶中船的朋友來說，大概很難想像這個源自德國民間，象徵港口文化，以帆船模型為主題的工藝品，對「打開科技黑箱」論述的說服力。
這些看似不可思議的瓶中船當然有進去的辦法，只是巧妙不同。不談變造瓶子的非正統手法，入門者常用，也是目前DIY瓶中船的方式，是把桅桿以線收攏在船體塞進瓶中，拉線讓桅桿豎起來，之後再貼上風帆與配件。高階一點的則是先把船體拆成數塊，用長鑷子送進去組合。
再更困難一點的，則需要技術與複雜的工序，有些甚至是機密。例如說，20世紀的瓶中船大師Harry Eng就有不少不傳之密，比方說如何在瓶中放進木塞、繩結、鎖頭、剪刀，甚至撲克牌等。如人們對他作品的評語：「他做的每樣東西都教你思考。」
回歸臺灣人的文化經驗，一個與瓶中船接近的工藝品，或許是與雕橄欖核舟齊名的象牙球。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雕象牙透花雲龍紋套球來說，它球徑11.7公分，在繁複的雲龍紋下有21層套球，層層鏤雕，球球相套，都可自由旋動，端的是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初次看到這物件的觀眾，很難理解為何這些人物花果走獸可以刻在象牙球上，而且這些象牙球不是先雕刻再組合，而是一體成形。小球是如何「鑽」進去大球中，就如同瓶中船一樣，成為有趣的謎團。
與瓶中船不同，象牙球是宮廷藝品的極致。從現有研究裡，我們一窺它的球裡乾坤。比方說，把象牙球的鏤空部分疊在一起，用內視鏡探進去，會發現它們有類似開洞，自外至內愈來愈小，直到最內的三層。這意味著製作象牙球時必須有規則地開洞（類似瓶中船的瓶口），才有器具操作騰挪的空間。
此外，3D影像的重建讓我們知道除了最外層象牙球的繁複花紋外，內層大多是反覆規格化的花紋，襯托出層層相疊的美感。而參訪牙角雕作坊，可以約略掌握這項技藝的工序：首先是選料裁切，車出所要的形狀；之後沿球面開鑽10到14個工作孔洞，這也是成品中的鏤空或銜接的部分。而後工匠用鉤刀分出層次，再依序完成表層的高浮雕與內層的花紋。
雖然這個過去號稱「鬼功毬」的工藝說開了也不是那樣難以想像，但如果從製作角度想，裡面的確藏著不少玄機。藝術史學者陳靜菲指出象牙球以車床鏇削球狀與開鑽孔洞，其大小與距離常有精密的幾何計算，又球體以類似螺絲的弦紋與其他部件銜接，是當時中國少見的工法，反而在神聖羅馬帝國有這方面的傳統（車鏇象牙技藝和幾何宇宙觀）。於是，她假設象牙球或許不是如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說來自唐代的「被中香爐」，而或許是來自這個西方傳統，並且經宮廷作坊引進歐式車床來實踐的。
雖然如此，陳靜菲並不認為中國的象牙球純然拷貝西方。它脫卻歐洲的幾何體表現，簡化成開洞的公式，並著力於球體的加多與雕工的細緻。隨著這些技術的發展，象牙球成為不知其中奧妙的鬼斧神工。它甚至讓1792年隨馬嘎爾尼（George McCartney）來訪清廷的John Barrow驚艷不已，謂英國絕無可能造出來。難怪後來的收藏家稱象牙球為「Demon's Balls」。
當然，象牙球是科技史上有趣的跨文化話題，也有實作因素，但畢竟很難讓同學具體感受用墨線劃出鏤空位置，拉車床開洞，握著鉤刀分出層次的困難。對於這一點，在課堂上我嘗試用日本「大人的科學」系列裡的奉茶小童（茶運ぶ人形），跟同學分享動手做科技、想社會的經驗。
與象牙球相同，奉茶小童有東方的根源，也有很長的歷史。在江戶時代，它與很多西洋傳來的新奇小物一樣被歸為「機巧」（からくり）一類，是兼具娛樂性與意外感，充滿想像的奇技。
它最早出現在小說家井原西鶴（1642-1693）的《独吟百韻》（1675年）中，而細川半蔵的奇書《機巧図彙》（1796年）中更具體分解包含奉茶小童在內的九個機巧人偶，或書寫，或翻身，或挽弓射箭。與西方的自動機械裝置（automaton）相同，這些人偶藉由發條或重力給予動力，運用齒輪、槓桿等模擬身體動態，唯妙唯肖—雖然在這些動作後面，日本人沒有太多生物機械論的想法。
在課堂上，我們讓奉茶小童做出設計的動作：捧茶出發，直行到客人跟前。客人取茶後小童佇立等候，直到客人喝完茶放回茶杯時，小童才迴轉循原路回去。在行走過程中，人偶除了邁步向前外，還會向客人點頭致意。
當同學嘖嘖稱奇，紛紛猜測其運作原理時，我們除去小童的外衣，一個個看這些功能如何表現。同學驚訝地發現發條上面調整動力釋放的機關；是它們讓奉茶小童不會「暴走」（相對於用發條啟動的小汽車），與它設計的行為相配合。另外，同學也很意外發現要讓小童轉彎竟然沒這麼複雜；只要在齒輪上設計好一定尺寸的輪舵，與人偶的前輪相接，自然會在一定時間使輪子打偏，造成轉彎的效果。
如果這些手法不外於西方，那小童有何文化特性？對於這一點，我舉出Smithsonian Institution收藏，據傳是16世紀中葉完成的機械苦行僧加以說明。這是當時極少數把機關藏在體內，動作繁複的機器裝置。在官方影片裡（在youtube上可以觀賞），它展現異常豐富的肢體語言：它踱步沉思，以右手撫胸，左手提放念珠。它時而昂首，時而低迴，嘴中一開一合。一段時間內，它還會作勢把念珠移近嘴邊。
傳說這尊僧人是神聖羅馬帝國匠師Juanelo Turriano為查理五世還願所做的，不是娛樂性裝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尊人偶傳達的不同訊息：一個是孤獨、冥想與思考，一個是群體、自制與互動。這樣說，「等客人喝茶」不但需要發條控制上的巧思，更需要一個發想—人偶要「像人」，就要做出人的舉動，行止合宜。因此，雖然點頭動作在技術上或有互通之處，但文化與社會的脈絡不同。在苦行僧的場合或許是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但在奉茶小童的場合是日本的「有禮有節」。在把玩小童與欣賞影片裡，同學體會科技與多元社會的繁複與挑戰。
從旅館鑰匙、瓶中船、象牙球與奉茶小童，本文指出目前案例在文化上的限制性，也從這個觀點出發，肯定技術物引發科技與社會思考的幫助。科技與社會研究與其說是一門學問，一個領域，不如說是一種眼光，與這個眼光下體會科技社會的驚喜。雷祥麟這樣說：「的確有一些同學……注意到了似乎正是在實驗室之中，科學實作的『技術細節』和科學表徵的『政治權力』被合而為一……」對雷祥麟來說，這些人跟當年初讀拉圖的他一樣，感到類似的「驚奇、震撼與困惑」。
技術物的魔力也該如此。它是一個邀請，邀請大家探索科技與社會帶來的混沌未明的新視野。朋友們，盍興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