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避孕藥，大多數人第一個印象大概就是：這是婦女服用來避孕的東西，而很難想像會有男性避孕藥的存在。然而，事實上男性避孕藥的研發已經進行了一段期間，而且連臨床測試都已經進行了。雖然目前還沒有產品上市，但是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提到避孕藥，腦中是否只會浮現女性的避孕藥？（圖／Pixabay）
避孕，只能是女人的責任？
2006年1月臺灣「科技與社會（STS）研究」這個跨學科的新興研究社群，舉辦了兩場「STS構思、教學與實踐研習營」，邀請了荷蘭學者歐湘（Nelly Oudshoorn）以「科技的社會與文化建構：男性避孕藥的個案」為題發表演講，分析這個新科技研發過程和社會與文化的關係。
歐湘是湯特大學（Twente University）「科技、健康與政策研究」學系系主任，她在2003年出版的《男性避孕藥：一個正在構成中的科技之傳記》（The Male Pill: A Biography of a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在2005年贏得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瑞秋卡森獎（Rachel Carson Prize）。這個紀念生態名著《寂靜的春天》作者的獎項，專門表彰科技與社會研究為社會介入提供的新視野。
歐湘的演說與著作提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她指出今天我們大多認為避孕主要是女人的事，現有的避孕技術如女性避孕藥、子宮內避孕器、避孕膜，乃至透過安全期計算，都是以女性為對象的技術。
男人的避孕技術則除了保險套之外，大概就只剩下結紮。然而，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西方社會直到20世紀初都認為避孕主要是男人的責任。如此轉變當然和避孕藥等技術有密切關係。
男性的避孕技術較女性少，有保險套和結紮等方式(圖片來源pixabay：sasint)
發展男性避孕藥的難處，來自社會與文化的抵禦
歐湘以這個例子提醒我們注意科技對於性別文化的巨大形塑力量。此外，生物學家認為研發女性避孕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畢竟女人一個月只產生一個卵子，對付容易；男人的睪丸每天都製造數以百萬計的精子，數多勢眾難以除盡。可是男性避孕藥研發的例子顯示，這種所謂生物學的困難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男性避孕藥臨床測試的避孕效果不差。根據研發科學家的說法，男性避孕藥的健康風險以及引發的頭痛、不舒服等副作用，都比女性避孕藥還低。歐湘認為男性避孕藥面對的主要是社會與文化的抗拒。
由於藥廠對於男性避孕藥的興趣缺缺，認為這類產品不會有市場，也害怕過去有些女性避孕藥的副作用所引發的爭議與訴訟。不過歐湘在訪問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藥廠對於這類產品的前景其實沒有做過嚴謹的評估。一位接受訪問的中年男性藥廠經理說：「我才不想服用男性避孕藥。」歐湘諷刺地說，這位主管所依循的是「我－方法論」（I－Methodology）：我這麼想，別人也會這麼想。
印度與中國的人口壓力，另類促成男性避孕藥的研究發展
推動男性避孕藥的主要動力，來自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人口眾多且面臨嚴重人口膨脹壓力的國家。在他們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之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70年代開始研發男性避孕藥。
隨著部分國家的人口膨脹壓力，也帶動了男性避孕藥的研究與發展。（圖／Pixabay）
這樣的狀況反而給歐湘的研究帶來好處。藥廠有保守商業機密的作風，向來不太願意開放他們的商業檔案給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者使用。但是歐湘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卻很高興有社會科學家重視他們的工作，因此不但樂於接受訪問，而且對檔案文件的使用幾乎毫不設限。
哪些男性願意使用男性避孕藥？
歐湘的研究發現，選擇與界定男性避孕藥未來可能使用者，是攸關計畫成敗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婦女團體質疑：「避孕這件事情能放心交給男人嗎？」也有研究者直言，那些在夜店把妹的男人不是男性避孕藥設定的使用者。
此外，70年代還沒有愛滋病，80年代就有人質疑男性避孕藥對愛滋病的預防沒有幫助。男性避孕藥設定的使用者是一夫一妻、性關係穩定、以及伴侶彼此信任的男性。
有趣的是，來參與臨床測試的男性大多符合「有愛心的男人」的形象。在訪問調查中，有受試者指出他們是因為看到太太服用避孕藥後出現憂鬱、頭痛等副作用，因而決心幫助男性避孕藥的研發。也有人說既然服用避孕藥會有健康風險，那麼他願為太太分擔一半風險。甚至還有人說，他想為解決第三世界人口膨脹的問題貢獻一份力量。
前來協助男性避孕藥的丈夫們，與以往傳統概念中的男人形象已經大大不同。（圖／Pixabay）
歐湘認為這些男人所呈現展演出的性別特色，和傳統大男人的大丈夫氣概（musculinity）已大不相同。男性避孕藥這樣的新科技要能成功，除了須克服技術問題之外，還得重新定義男性氣概與性別角色。
創新科技能否成功？光有技術突破是不夠的
除了性別文化的改變外，臨床試驗的設施與資源網絡的建構也非常重要。為了進行臨床測試，這個計畫特別為受試者設置門診，而且在夜間開放，以便白天上班的受試者來接受避孕藥注射與健康檢查。除了訴諸公益，診所還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並且為受試者治療感冒或青春痘等小毛病，以吸引受試者參與。
相關的配套措施攸關新科技能否被接受。臨床試驗的設計還特別強調受試者女伴的參與。受試者第一次到門診來時，會請他們的伴侶一同前來參與告知同意的過程。此外，也請她們報告受試者這段期間的行為和性行為模式有無出現變化。這些做法除了增加女性伴侶的參與感與認同外，也讓她們扮演監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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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也怕打針？敏感、怕疼的男人，也與一般傳統思維中的男人形象差異很大。（圖／Pixabay）
男性避孕藥目前的主要阻力之一則是媒體。荷蘭報紙就強調女人難以把避孕一事託付給男人。此外，目前的避孕藥一星期要打一次針，大多數男人是不會乖乖定期去打的。而且男人最怕痛了，怎麼可能自願打針？最後一點讓歐湘感到很有意思，因為「敏感怕痛的男人」和勇敢堅毅的傳統理想男人形象實在相去甚遠。
歐湘的研究指出，一個創新科技能否成功靠的不只是技術的突破，也得同時改造性別、文化與社會等場域。男性避孕藥是個還在發展過程中的技術，最後成敗如何還需要持續追蹤觀察，也值得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仍有許多待解問題，需要更深入的社會研究來解惑
從臺灣的角度來看，男性避孕藥的研發也凸顯出一些值得我們觀察和思考的議題。例如臺灣男人接受結紮的意願及比率比西方來得低，這是否因為臺灣男人把結紮和閹割的意象連結一起？如果是這樣，那麼要讓臺灣男人接受男性避孕藥是否也會更困難？
許多醫療倫理學家認為臨床試驗的受試者，應該完全出自利他動機，才稱得上是「自願」。提供免費健檢和醫療服務有利誘受試者接受試驗的嫌疑，因此這些倫理學家大力反對這種做法。可是世界衛生組織所推動的男性避孕藥研發計畫，卻也提供免費健檢和醫療服務。他們的做法有無遭到批評？相關研究者對醫療倫理學家這種批評有無回應與檢討？
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但也許要等到對這項新科技做進一步的社會研究才會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