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數位字形的形成
10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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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昆範｜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文字造形與書籍形態
中國唐朝時發明的印刷技術，在宋朝邁向成熟的隆盛時期，書籍的刊刻與發行逐漸普及，對日後書籍的形態與文字造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這之前的文字紀錄，都以書寫形態呈現，且為因應不同媒體素材的特性或限制，便創造了甚為多樣的書籍與字形。
這些書籍形態與字形，包括早期記錄在龜甲與獸骨上的甲骨文、碑碣上的碑文、青銅器上的金文等鐫刻形式。當以植物纖維或動物毫毛製成的書寫工具發明之後，便在竹木簡片與絲織帛布上，發展出柔軟的隸書、草書、行書等造形。而在隋唐之際紙張成為主要媒材之後，寫本時代於焉正式展開。換言之，文字從單純的記錄機能發展到藝術表現，再從個人風格回歸閱讀本質的楷書字形。而書籍形態也從長條狀的書卷，經由便於檢索與收納的扇狀經褶裝，進展到今日書籍雛形的冊頁裝。
文字傳播中最大的變革，莫過於印刷技術的發明。唐朝中後期的整版印刷術，成就了宋朝文化高度的發展，正如同 15 世紀的谷騰堡（Johann Gutenberg）發明金屬活字版印刷，鏈結了西方文藝復興的斐然成果。
而在印刷字形方面，東西方都沿用當時最普遍的書寫造形。西方早期的活字版印刷，從當時的哥德式書寫字樣中，選擇了最為工整方正的形態。而中國的宋元明清各朝，為因應不同的歷史背景、時代需求與製作技術，則發展出各式的印刷字形。這些古典字形，包括宋朝體字形、明朝體字形，以及清朝前期屬於軟字系統的楷書體字形，歷經金屬雕鑄、照相打字，甚至是今日的數位媒體，仍然活躍多樣。
宋朝體字形的原貌
印刷術雖發明於 7 世紀的唐朝中期，但並未能普及於當時的民間。直到有藝術王朝之稱的宋代，中央政府發行四大圖書的官刻版本，權貴家族之間也有鑽研學問與教育子弟的私刻版本。而民間更在科舉考試的推波助瀾之下，分別以書肆、書林、書堂、書舖、書棚之名，進行坊刻版本的刊刻與流通，使中國的印刷事業進入隆盛時期。因此，刊本的出版來源可以理解為具有目的性。
依據不同的目的所形成的版面形式不盡相同，包括版面四周的欄框、採用的字形、行數、每行字數與文字大小等，都有應用取向與形成背景可循。換言之，理解宋朝官刊本與私刊本的形態特性，是分析宋朝印刷字形最基本的階段。宋朝初期的印刷字形，受前朝（唐朝）書寫造形的影響甚深，這一點各家說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再經實際的比對分析，浙江、四川與福建地方的印刷字形，其造形特徵應可對應到盛唐的歐陽詢、中唐的顏真卿，以及後唐的柳公權。
各地之所以會使用不同的印刷字形，其原因來自於歷史傳統與生活文化，並且考量材料適性、使用機能等因素，這種現象也見於 15 世紀中葉的西方印刷史。直到南宋理宗時期（約 1225 年），於臨安開業的陳宅書籍舖展開印刷字形的適性改良，在書寫的造形化與視覺的均質化之間得到平衡點，使量產字形從藝術時期邁向工藝時期，不但創造了史上最早的印刷專用字形，也是今日數位宋體印刷字形的原貌，部分學者甚至以「臨安書棚本」另行分類。
因為宋體字是最初的漢字印刷專用字形，再加上現代數位宋體字略呈縱長矩形、右側筆畫些微上揚的雕印風格，呈現纖細的體態並兼備書寫與雕刻的特質，因此適用於表現細膩意象或詩詞文藝等文化類版面的直式編排。
明朝體字形的成立
元朝的政權由蒙族掌握之後，來自儒學思想的規制逐漸和緩，延續南宋後期發展的小說、平話等大眾讀物，加上實用性的醫書、農書、字書，以及代表元代文學體裁的戲曲，反而大放異彩，出版物的種類不斷擴充。
元朝印刷字形的主導都是以商業出版為主的福建刊本，原本呈現柳體楷書風格的印刷字形，逐漸融入代表元朝的趙孟頫行楷風格。這一趨勢藉由元朝發達的水運與福建刊本的量產，更廣泛影響整個中土的印刷字形，致使元朝印刷字形的地域差異反而較不明顯。
到了重返漢族政權的明朝，其前期刊本仍接續元朝的影響，而中期開展的古文運動，經由大量翻刻或仿刻宋朝刊本，促使刊本製作脫離元朝的影響。後期的制度化組織與分工化製程，更完成了明朝刊本最具代表的線裝書籍形態與明朝體字形。
明朝中期興起的復古來源雖是漢唐文藝，但是所需的資訊大多取自於印刷隆盛期的宋朝刊本，特別是刊刻大量漢唐詩文的書棚本，成為古文運動的主要素材。由於明朝的政治環境趨於集權，直接影響了社會風氣的保守化，例如科舉考試以八股文取才、官方書籍只可翻刻不准另刻、書法藝術的法帖臨摹重於自由創作等。因而在書籍翻刻的過程中，以採取直接複製的覆刻為主要形式，而來源又多是呈現雕刻風格的臨安書棚本，致使明朝中期印刷字形的書寫意象更為薄弱，筆畫造形與運筆特徵逐漸朝向圖形化發展。
這類幾乎不經由書寫字稿的刊刻方式所形成的字形，雖然以模仿宋朝字形為基礎，但是無論外觀形態或筆畫結構，已發展為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印刷字形。刊本學者取其不經書家謄寫而直接由工匠刊刻，以「明朝匠體字」稱之，又以這類字形雖意圖模仿宋體字形，卻流於表面形式，而有「膚廓宋字」之稱。這類生產效能重於書寫造形、閱讀機能重於視覺風格的印刷字形，正是今日數位明體字形的前身。
因為明體字的平整與方正，橫細直粗且均衡配置的筆畫結構，呈現明確的視認性與平實的客觀性，因此適用於橫直混編或報章雜誌等一般媒體的版面編排。
楷書體字形的溯源
根據文獻記載，楷書字形完成於隋唐之際。若參照當時相關的文化與社會背景，則有創始於大業二年（606 年）的科舉考試、制定於貞觀十四年（640 年）的國家教科書《五經正義》、貞觀年間的玄奘法師大量翻譯佛經、印刷技術的發明等重要事件，但是多以碑文傳世的隋唐楷書，其視覺形體與今日的數位楷書印刷字形卻大相逕庭。
由於滿清朝廷的高度漢化，掀起書籍精刻精印的風潮。特別是使用於內府刊本的端正的書寫風格印刷字形，經康熙皇帝定義為「軟字」，以區別當時定義為「方體」的主流明體字形。此外，康熙命曹寅設立揚州詩局並刊刻《全唐詩》之際，曹氏除四處訪求唐詩逸篇以外，又因寫刻一部大書很難尋覓相同筆跡的人，便在寫手中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後再共同繕寫。
經過如此計畫性的書寫訓練，使得本文九百卷與目錄十二卷的全唐詩，達到首尾字畫統一的嚴格要求。這點不但符合現代字形設計的製程與調和概念，也間接印證軟字楷書是建立在成熟明體字形的閱讀與視覺、實用機能與運筆造形兼備的基礎之上，無論在媒體適性、視覺呈現或製作目的等方面，都明顯不同於隋唐時期的碑文造形、宋體字形的雕刻風格、明體字形的膚廓形式，以及藝術表現的書法文字。
這類具備端正與書寫風格的軟字，忠實重現了柔軟的帖文風貌，其發展脈絡一直延續到近代日本的教科書體，與我國的標準楷書體字形。
由於在歷代書籍中的教育用印刷字形不盡相同，教育部於民國 62 年開始研擬「標準字體」，80 年制定楷書的電腦母稿（CNS－11643），83 年公布「國字標準字體楷體母稿」，成為今日數位字形「標楷體」的依據。因為楷體字強調正確的筆畫結構與書寫特質，呈現出正式或正統的視覺意象，因此適用於教科書、文學作品等教育類或文化類版面的直式編排。
字形應用與編排設計
現代字形的設計與使用，需要考量造形要素、解像度與視覺調和。前二者是對應不同表現與媒材的個別性條件；後者則是字形設計的一般原則，其內涵又可區分為字形的架構、大小、形態、筆畫數、空間、自然形、密度與重心8項調和原則。換言之，在前端的字形設計，必須考量後端的編排應用。
若無視於媒體的適性與閱讀機能，只單純訴諸於書法造形的藝術觀點，將無法以客觀的方式解析字形的特徵，進而正確導引適切的使用方向。畢竟，字形設計的目的不在於創造獨特的個別形體，而是必須成為融入整體版面編排的設計元素。
20 世紀代表字形 Univers 的設計者夫入提格（Adrian Frutiger）主張字形設計的評價應考量 3 項條件：誘目性—指引導觀者注視印刷文字的功能度，如注視招牌文字或商標字形的造形特徵；易讀性—指印刷文字組成文章字句後的導讀功能度，如導覽包裝與型錄的文字說明，或報章雜誌的文字資訊等；判別性—指文字視認與字形差異判斷的識別功能度，如辨別路標文字、楷書體與標楷體的造形差異等。
在目前所有數位字形之中，只有標楷體必須同時通過工業標準與教育標準兩項規制，因此被冠以「標準」之名，其目的是內容的閱讀與知識的學習，屬於「讀的文字」。因此字形的評價排序應是「判別性、易讀性、誘目性」，以分別對應「辨視正確的筆畫與筆順、營造流暢的閱讀視覺、呈現醒目可視的文字造形」。
另外，因應眾多媒體與廣告文宣而成為市場主力商品的書法字形或美工字形，其目的在於別出心裁與強化印象，屬於「看的文字」。因此字形的評價排序則是「誘目性、判別性、易讀性」，以分別對應「吸引目光的視覺、資訊屬性的判別、訊息內容的接收」。
綜合以上所述，在近年倡導文化創意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的時代氛圍之下，古典字形的探究與設計應用，已成為協助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或發揮地方產業特色的第一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