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動盪，傳教醫療被描繪成惡毒邪術

今日談起醫療傳教士，人們想到的總是在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服務，不求物質回報，辛苦一生為病人服務的了不起人物，例如蘭大衛、蘭大弼醫師父子，或是日前剛過世，生前在台灣建立加護病房、唇顎裂暨顱顏中心的羅慧夫醫師。此外還有許多獲得醫療獎、長年在偏鄉奉獻服務的醫療人員。他們的信仰、道德與行誼無不令人感動敬佩。

如果說歷史上曾有段時間，基督教醫療傳教士所要服務的對象曾經以惡毒的謠言甚至暴力行動對付他們，今天許多人恐怕都會覺得恩將仇報不可思議。然而，這樣的狀況確實經常發生在大清帝國的末年。鴉片戰爭後來華的基督教醫療傳教士在大清帝國留下了不少醫學遺產，他們不只在城市中設立醫院，也到鄉下行醫施藥，治療了為數可觀的當地病人，並透過創設醫學校與翻譯醫學書籍的方式傳播西方醫學知識。

醫療傳教士立意助人，可是他們的善行不見得都能得到善意的回報。但這並非當地人不知感恩或是不了解慈善醫療的價值，而是在世局動盪巨變的情況下，陌生的宗教教義加上新奇的醫療技術，有時反而引起出乎意料的反應。

醫療傳教士認為他們的醫療活動有許多正面的意義，並宣稱他們所引進的現代西方醫學知識會帶來進步與許多正面的影響。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與宗教脈絡中，當地人往往對於陌生而又充滿儀式性質的傳教醫療活動有相當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在一個外國人經常引起疑慮不安的國度，中國人對深具神奇色彩的傳教醫療的反應，有時完全出乎傳教士的意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許是把傳教醫療描繪成惡毒邪術的種種謠言。

醫療傳教士前來行醫，不久就出現了關於他們奇特行徑的種種謠言。漢口的醫療傳教士波特（F. Porter）在1865年的醫院報告中抱怨：「我們的工作遭到各式各樣的反對。有人把毀謗的告示貼在醫院大門上，散布下流惡毒的誣衊，破壞我們醫院美好的名聲。有人在那些我們設想無微不至且開誠布公為其服務的人們面前中傷我們。」

醫療傳教士巴慕德（Harold Balme）在1921年出版《中國與現代醫學》（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一書，回顧傳教醫療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提到中國人對於「任何來自西方的人、事、物的深刻厭惡」。而他所舉的代表性例子就是：「醫院一開設，醫師的動機馬上就成為人們討論批評的話題。多數時候都會流傳這位醫師如何沉溺於各種恐怖作為的駭人謠言。內陸的醫院尤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第一位來台的醫療傳教士馬雅各（James Maxwell），1868年在他的醫院報告中提到，在台灣的「每個地方都會遭遇到神棍、街頭醫師以及排外的官員的敵意，表現在暗指我們祕密下毒、謀殺以及犯下其他的罪行……」1867年夏天，部分民眾在這些謠言的影響下攻擊馬雅各的教堂和診所，一位追隨他的中國傳道人慘遭殺害。

1870年張貼在大名府的反教告示的內容就頗具代表性。告示中指控外國傳教士挖中國人的心臟和眼睛煉丹，吸取年輕中國男子的精液和中國女子的經血提煉春藥，還指控傳教士用藥迷昏中國婦女然後加以強暴，並且帶領信徒集體行逆倫淫行。

在19世紀後期與20世紀初期，這類對傳教士的驚人指控在中國其實並不罕見。在反教的傳單、張貼與小冊中，常見的類似謠言控訴還包括傳教士從中國孕婦腹中挖取胎兒煉製神奇的藥物，或用中國人的眼睛製造鴉片。這類反教的張貼與小冊子在一些省份大量地印製發送，引發多起民眾攻擊傳教士的暴動事件。

誰在散播這些謠言？柯文（Paul Cohen）以及呂實強等學者的研究指出，19世紀反教風潮的主力就是對基督教反感疑懼的士紳階級。承繼儒家傳統的士大夫自視為道統的捍衛者，傳教士對於祭祖以及其他中國傳統習俗的攻擊，使得許多士大夫視基督教為對中國道統的一大威脅。

在地方上，士紳的社會地位和地方官員相近，也經常擔任中介官府和百姓的角色。事實上，絕大多數政府官員都出身士紳階級，有些地方士紳本身也是退休的官員。清廷和外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讓外國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以及其他特權，有些行事不檢點的傳教士就仗著這些條約特權而擺出和地方官員平起平坐的姿態。他們經常介入當地信徒在地方上的糾紛和訴訟，為中國基督教徒撐腰爭取權益。這樣的傳教策略引起了地方官員、士紳乃至一般百姓很大的不滿。

傳教士的教育事業也使得他們和士大夫階級處於競爭的位置，因為教育原本由士大夫所壟斷，現在卻多了一個和他們競逐知識權威的敵手。許多士紳極度敵視傳教事業，並透過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加以攻擊。士大夫能寫作又有出版印刷的資源，因此能相當有效地進行反教宣傳。19世紀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成功地掀起了許多攻擊傳教士的教案。

許多外國醫師在中國碰到他們本國國內罕見的病症，因此在中國病人去世之後希望透過病理解剖進一步研究，而努力設法取得屍體，其中，最常訴諸的做法就是金錢收買。醫療傳教士對於解剖的熱衷、想方設法取得屍體，乃至祕密進行解剖時遮遮掩掩的神祕氣氛，難保讓當地中國人更加疑心不安，甚至釀成衝突事件。

中國人之所以懷疑外國醫師用人體煉丹製藥或施行邪術，其實有其傳統信仰、文化乃至醫學的背景。許多中國的民間傳說和道家傳奇都提到人體某些部位可以用來煉丹製藥，在中國醫書中也不乏用人體為藥的記載。李時珍的偉大著作《本草綱目》（1596年）中的「人藥」甚至獨立成一部，列舉使用不同的人體部位或體液治療疾病的方法。

人體可以當成藥物使用的想法，不只見諸傳統中國醫書，也受到「割股療親」這種充滿儒家教化色彩的傳說故事所肯定。有許多故事都提到孝順的兒女割下自己的肉讓生病的父母食用，因而奇蹟式地治好了父母的疾病。此外，中國流傳有所謂的「採生折割」的邪術，也就是透過支解人體割取器官來祭拜鬼魅施行邪術。中國民間和官方都認為確實有人從事這樣的邪術，大清例律名列這項罪名是妖術傷人的重罪。

不少反基督教的謠言、揭帖乃至地方官員在報告教案發生緣由時，都用「採生折割」來界定形容傳教士的行為。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關於傳教醫師挖病人的眼睛、器官以及拿孕婦的胎兒煉丹製藥的謠言，對當時中國人而言並非純屬荒誕、難以置信的說法。

從古代到今天，醫療向來都是一種深具象徵意義的行為。然而，人們對於同樣的象徵卻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而出乎意料的讀法經常會出現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中。對醫療傳教士而言，治療身體和拯救靈魂兩者間有著象徵上的對應。雖然醫療傳教士常比附耶穌與門徒救治病人的事蹟，但他們很明白自己並不是在行神蹟，也不認為他們的醫療技術有任何超自然的成分在內。

然而，很多中國人並沒有看到這樣的區別。在當時，許多中國人看基督教的許多教義是陌生奇特的，而當傳教士想利用西方外科手術技術的神奇療效宣揚這些教義時，有時反而有增添混淆困惑的效果。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西方外科手術奇妙而戲劇性的療效使得它看來像是魔法邪術，也難怪控訴教士醫療行為是在施妖法的謠言能夠引起不少中國人的強烈反應。

反對基督教的士大夫階級擷取中國的傳說、文學作品以及醫學理論中的資源與素材，把傳教士的西方醫療方式描繪成邪惡的妖術。在19世紀中國與外國的關係緊張、社會與文化動盪變遷、許多人對外國人與外國事物充滿高度恐懼與敵意的氛圍中，這類謠言與指控經常引發嚴重的不幸後果。

這種對基督教的謠言排斥已經罕見於華人社會，這段歷史讀來甚至會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然而最近台灣某些和基本教義派密切相關的團體，為了反對同婚而捏造出「陰道內沒有細菌」等不符科學事實的說法，散播不利疾病預防的錯誤知識，甚至藉由對愛滋病的恐懼鼓吹對少數群體的歧視。如此把當年部分中國仕紳迫害基督教徒的手法，反過來用在社會弱勢團體身上，這不只是深深的歷史反諷，也讓人感到由衷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