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美國生物學家華生、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發現DNA的分子結構，是生物學史上的里程碑。可是現在大家對這個故事，無論圈內人、圈外人，都當八卦來說。 王道還老師將回歸這個發現的「里程碑」意義，強調這個重大發現需要兩種不同的人合作才能完成。 「狐狸知道許多事；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當年英國文人斯諾（C. P. Snow, 1905-1980）運用這個比喻討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結論是：托爾斯泰是狐狸，偏偏想當刺蝟。從這個角度來說，克里克與華生真是天作之合。

西諺說：「狐狸知道許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就這點來說，發現 DNA 分子結構的詹姆斯．華生 （James Watson）跟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可謂天作之合–華生認定了找到生物遺傳物質是最重要的事，但是沒有博學多聞的克里克幫襯，華生也無法成就這項豐功偉業。本講次為讀者介紹這段二十世紀生物學最為膾炙人口的科學史故事，以及裡頭錯綜複雜的登場角色。

講演綱要（撰文｜高英哲）

我們從華生在 1951 年秋天抵達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算起，到他跟克里克在 1953 年提出雙螺旋結構為止，短短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頭有好幾位主角跟配角，他們從事研究的人生偶然地交會，意外地迸出發現 DNA 分子結構的火花。但是這段過程並非系統化的研究成果，而比較接近一連串的陰錯陽差，比方說拍攝Ｘ光繞射照片，成為發現 DNA 分子結構關鍵證據「照片 51 號」的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當初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麼，是別人看到了這張照片，才發現它代表了什麼樣的重大意涵。

發現 DNA 分子結構的故事，涉及晶體學、生物化學、以及遺傳學這三個領域。沒有人能夠同時精通這三個領域，這也就註定了發現 DNA 的工作，絕對不是我們今日歸功於華生跟克里克，他們兩人可以獨力完成的成就。然而隔行如隔山，每個研究領域裡頭發現的資料，在別的領域看來，可能只是不相干的「噪音」，也可能是更為寶貴的資料；甚至在同一個領域裡，資料跟噪音往往也不是那麼容易區別。因此在跨領域研究的過程中，人格特質往往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

這個故事裡的人物，也不是一群齊心合力的好夥伴，而是如同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彼得．梅達沃（Peter Medawar）評論的，這些人物「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生物，在一場吵鬧的奇怪茶會裡吵個沒完」。因為提出查戈夫法則，導致 DNA 雙螺旋結構被發現的埃爾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對於華生跟克里克，甚至有過如此直白的評價：「他們極度的無知，真是令我大開眼界⋯⋯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像他們倆個這樣，知道的有夠少，野心卻有夠大。這個時代竟然有這種夜郎自大的傢伙，無怪乎世風日下。」

我們今天透過科學史，來了解科學發展的故事，然而科學史扮演的究竟是什麼角色？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在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裡，認為科學史是理解科學的門徑，然而王道還老師卻把這句話改了一下：「八卦是理解人性的門徑」。發現 DNA 分子結構的故事，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最成功的科普故事之一，華生在 1968 年出版，帶有自傳性質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書，裡頭大量的第一手八卦資料，不可諱言地吸引到很多讀者的興趣。不過倘若你真的想要了解這段故事的來龍去脈，何瑞斯．賈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在 1979 年出版的《創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也許才是你應該要認真拜讀的磚頭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