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生龍，鳳生鳳」。雖然龍鳳都只是神話動物，但是龍鳳及所引出的「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俗語，揭示了生殖與遺傳的生物現象。對照之下，「孟母三遷」意味著孟母了解環境對於教養的重要性。

 

如果說「龍生龍」代表了一種強調先天（nature）的重要性的觀點，不辭辛勞三遷的孟母則代表了對於後天（nurture）的重視。這兩種競爭的觀點在歷史中不斷交手。Nature與nurture辯論涉及的層面相當廣而複雜，因其對於人性（天性能不能改變）、教育（該如何教育人群中的天才與白癡）、婦女的地位與天賦，乃至於社會結構（罪犯是天生的嗎？）都有深刻的意義。

 

科學的發展讓這個辯論推陳出新。近代遺傳學的發展，讓人們探究人的某些能力（或特性）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學習的。20世紀下半期以來，分子遺傳學所發展出來的中心信條（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即由DNA至RNA至蛋白質製造的機制），揭示遺傳訊息主掌了生物體的特徵表現，也為遺傳觀點提供了簡潔有力的框架。

我們時常在通俗科學報導中看到各種關於人或其他生物的特徵／能力／行為是如何受這個「內建」（hardwired）裝備（DNA）所主導，報導常以「科學家發現某基因」為標題，有時甚至伴隨著其他的承諾（打造完美人類、減少疾病、降低犯罪等），彷彿人類的未來充滿了進步的希望。因此有人稱20世紀是基因的世紀，一點也不為過。

 

 

近代生物遺傳觀點有兩個重要部分：其一是親代（父母）會透過遺傳物質把許多特徵傳給子代（子女）；其二是許多先天特徵具有決定性，很難透過後天的作為（如教育）來改變。後者可說是一種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也是歷來備受批評的一種觀點。常被討論的特徵包括智力（IQ）、數理、空間能力、男女差異，甚至犯罪傾向等，而這些能力與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有密切關係。

例如，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 Galton, 1822-1911）對於天才特別有興趣，他研究英國科學家的傳記，發現歷年的科學家似乎都有家族淵源，因而有所謂的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之說。高爾頓甚至主張國家應該鼓勵這些優秀的人多產生後代，提高人口品質，充分顯示優生學思維。

 

如果在當代，有人恐怕會質疑若非出身優渥，這些天才也只能淪落為平庸的人。不令人意外地，生物決定論也常用來合理化社會關係，例如，有關女性的社會地位的辯論，生物決定論者持著女人天性適合家庭的觀點，把許多女人從事家務視為是天性（nature）使然。

 

 

 

不過，這種先天具決定性的觀點，並不是一直以來都如此。自古以來，先天後天（nature vs. nurture）的爭議之所以不斷浮現，正是在於先天後天之間並無堅硬明顯的界線，什麼是先天與什麼是後天常彼此滲透，科學研究所提供的證據也不斷更新。

19世紀的人們認為人的特性（traits）不管強弱或優缺點，多多少少與天生遺傳有關，但主張後天教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也不在少數。例如，拉馬克的遺傳觀點，生物體後天獲得的能力或特徵能成為生理的一部分，並傳給下一代，有人稱這是軟性的遺傳觀點，相對於先天決定觀點的硬性遺傳學觀點。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拉馬克理論的式微，先天後天互相滲透的觀點也隨之被揚棄，而以硬性的先天遺傳觀點為主。

 

 

先天與後天的劃分不只涉及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也關乎許多的社會行動（教育），更關係著生物學與社會學的版圖的劃分。硬性的先天遺傳觀點的興起，使得社會學家把所有對於生物性事物的發言權讓給了生物學家，或者，也可以說生物學占領了許多原本屬於社會議題的領域。加上演化生物學在20世紀的發展（如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生物觀點更用以解釋人類社會生活的諸多議題，如婚姻關係、暴力傾向、利他傾向等。

但這些觀點的提出也引發許多批評。除了已故哈佛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 Gould, 1941-2002）之外，女性主義者是生物決定論的主要批評者之一。19世紀女人生理的醫學理論、演化論，乃至於1970年代關於男女生理學差異，都有女性主義者提出批評。

例如女醫師雅可比（Mary Jacobi, 1842-1906）對於克拉克（Edward Clark）醫師所謂的女性因為有月經不適合接受太多教育之說，提出有力的反駁。

 

 

值得注意的是，雅可比的論點並非否定月經是女人的生物性特徵，而是主張這個生物特性並不阻礙女性的發展，如此挑戰了生物性做為社會地位的基礎的邏輯。又如，婦女運動者甘博（Eliza B. Gamble, 1841-1920）在詳讀達爾文的《The Descent of Man》之後，認為演化論提供了女人較優越的有利證據，反駁當時用演化論來支持男性優越的觀點。

20世紀之後，來自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是人類學）指向許多行為是後天學習的結果。1960年代第二波婦女運動更積極區分sex（生理生物的）與gender（後天社會形成的）之別，可說是20世紀女性主義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與過去19世紀相較，這個劃分把過去許多被視為是生物決定的特性重新歸類為後天社會化的結果。例如，今天的我們會把許多性別特質歸為後天養成，例如：女性較溫柔，但19世紀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屬於天生的範圍。

 

「表觀遺傳學」研究揭示環境與基因的交織

然而，有人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晚近科學研究，尤其是來自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與腦神經科學研究，再次讓我們重新思考先天與後天，生物與環境的關係。表觀遺傳學顯示，性徵的表現背後是複雜的基因管控與表現，科學家也發現中心信條中的機制並不是永遠單向，而可能是反向的。簡單說，來自表觀遺傳學的研究發現，外在環境的影響也參與在這個複雜的機制中。

同樣地，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也顯示，特定外在環境的刺激能使大腦特定區塊發展。換句話講，用先天建置（hardwired）來理解人的諸多行為並不恰當，且人的生物性也受環境所左右。這些科學研究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新興起的概念——可塑性（plasticity），強調人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遙遙呼應拉馬克的軟性遺傳觀點。

 

 

最近報載建中科學班將招收女生，引起諸多討論。有學者在媒體發表意見，引述美國心理衛生研究院2006年的研究認為「男女生大腦部位成熟的順序不同」，因此主張「男女大腦的發展在時間和順序上有不同，所以在課表安排和教法上應有所不同。」除了腦科學研究之外，論者也認為男女分校比較適合青少年。

 

直至今日，男女大腦差異的具體內容在科學界都還是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論者若要依此來反對男女合校，恐怕會引起更多爭議。「建中收女生」除了是傳統要不要打破的問題之外，也是「性別差異」的內容是甚麼、多少先天多少後天這組不斷上演的問題的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