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林法正教授在百忙中接下「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100年度台美國際合作計畫－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科技研究合作計畫」的總主持人。當這個合作計畫成員之一的Dr. Frances Arnold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消息傳來時，他並沒有意外的感覺。「歷年來，Caltech在各種學術評比中，很少有落在三名之外者。他們的校園很小，教授也只有三百多名，但諾貝爾獎得主的密度卻是全世界最高的，有很多國家的學者都想跟他們合作。」林法正說，台灣國際處境艱難，而學術交流是最不會有政治敏感問題的，所以很需要多跟其他國家維繫實質友誼，多參與他國的頂尖研究計畫，除了可以解決外交困境外，也能增強國力。
美好的機緣
當年跟Caltech的國際合作，並非一蹴就成，林法正說台灣和很多國家一樣，經嘗試洽談多年都沒能成功，直到李羅權和蔣偉寧居中協調才得以有成。「李羅權是Caltech的畢業生，而蔣偉寧念史丹佛大學時的學長則是Caltech當時的校長，他們都樂於促成這件美事，因此，台灣得以順利和Caltech進行這項國際合作。」2011年，蔣偉寧與林法正率團參訪了Caltech，與其研訂合作研究項目。而後，科技部又在國內徵求了31件計畫構想書，並自其中審查通過13件。再經與Caltech審查配對，最後通過6件計畫，這些子計畫涵蓋的領域有「熱電材料」、「二氧化碳捕捉與轉化」、「智慧電網」、「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及「生質燃料」等，並合成一整合型研究計畫。
這項大型的國際合作計畫，始於2012年1月1日，終於2014年12月31日，林法正說：「台灣要做國際合作其實並不容易，畢竟我們在國際上的處境有點尷尬。但台灣其實是個科技強國，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公布『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我們在一百四十個國家中，排名十三。」這次，Arnold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同時也鼓舞了台灣整個學術研究圈。
林法正以Arnold為例，分享了要拿到諾貝爾獎的條件。「第一，Arnold做的研究很unique，她用遺傳演化法，來改良蛋白酵素，去改變它的DNA，這部分是她獨特的技術，別人都不會，也無法跟她競爭。」「其次，要有impact。Arnold做研究並不是只寫寫論文就好，當然她的論文一定寫得很好，但重點在於，她的研究成果已經應用到全世界好幾百個研究室，包括中央研究院，同時也被應用在商業產品中，譬如洗衣精、藥品。最後，Arnold很堅持，她做蛋白質酵素改造從1990年至今，最後還寫出一個很好的軟體，可以用電腦運算來重組並改造蛋白。如此漫長的時間，若沒有堅持到底的精神，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的。」
自我要求
林法正為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講座教授，自1993年擔任教職以來，致力於先進電動機驅動與控制、控制理論應用、電力電子及再生能源方面之研究，獲致了多項世界水準之研究成果，尤其在先進智慧型線性交流馬達伺服驅動控制系統與智慧型壓電式超音波馬達之驅動與控制技術發展上更是有非常傑出之貢獻。歷年研究成果發表於SCI國際期刊的論文共210篇；由Google Scholar顯示，其論文總引用次數達9000，H-index 為53。2017年，他榮獲IEEE Fellow，亦曾三度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並擁有多項專利，更致力推動多項產、學、研合作，多次擔任大型研究計畫的總計畫主持人。在研究、教學與服務間游刃有餘的他，彷彿和Arnold一樣擁有超人的意志，他笑說，這輩子影響自己最深的，就是他的父親。
「我父親出生於嘉義縣義竹鄉，是當年烏腳病最嚴重的地方。」林法正的父親幼時要種田、放牛，故立志要脫貧、脫困，力爭上游，因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父親當年考上台南師範學院，畢業後，分發到台中的篤行國小任教。民國四十九年結婚，我就在隔年出生。」但是，小學老師的身份並沒有讓他父親有成就感，於是就展開白天教書、晚上去逢甲大學念夜間部的奔波人生。取得大學學歷後，轉往國中教書。「父親還是沒有因此滿足，在我十四歲那年，他又獨自去日本攻讀碩士，過著一邊打工、一邊念書的生活。學成歸國後，任教於台中商專，一路從講師、副教授，升到教授，做到退休。」
父親的奮鬥歷程，林法正從小就看在眼裡，也意識到脫貧、脫困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然而，父親堅強的意志、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成為他面對這個世界的原則與態度。他記得在清華大學攻讀電機博士時，指導教授對學生相當嚴格；一般學生遇到嚴格的老師，可能會產生逃避或厭惡的心態，但他至今仍非常感謝指導教授廖聰明。「老師要求嚴格，才能刺激學生去發揮潛力。」當年他在廖教授的指導下，努力把學問做到最好，許多專業的知識與技能都是在那個階段培養出來的。而獲獎無數的他說：「去申請獎項，是想知道自己的學術研究水準跟人家評比時，位置是在哪裡？以及自己階段性任務是否已經達到？自己是否比以前更好、是否有進步？其實是透過申請獎項，以持續督促自己。」
凡事要付出代價
至於什麼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林法正說：「在台灣，有價值的研究要有三個條件，第一，這研究必須能解決產業或台灣整體發展的需求。譬如我長期從事馬達控制、電力電子系統，我就可以幫台灣解決再生能源於電網應用上的一些技術問題，或是提高馬達運轉的效率。第二，研究必須要持續才會有意義。」他以Arnold的蛋白酵素研究為例，這項研究從1990年做到現在，這二十幾年間，若只有Arnold一個人是辦不到的，她必須帶領一個團隊，而這個團隊如何持續運作，就牽涉到制度面的問題。
「台灣沒什麼研究員的制度。我們的碩士班通常兩年就畢業，流動率是百分之百。博士班平均四年畢業，流動率也幾乎是百分之百。如果學校是公司，早就倒閉了。我這邊講的『持續』，就是要讓碩士班一屆、一屆都能銜接下去。畢竟任何一個題目，沒有三年，不可能有成果，有的甚至要五年才會開花結果。研究人員的流動率這麼高，怎麼能讓研究持續？所以我嚴格執行碩士班的交接程序，來解決人力流動的問題。最後一點，是一定要堅持，才能做出有價值的研究。」林法正不諱言，現在的學生，無論在程度和敬業精神，都不能與二十年前的學生相比，但是，他不會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就降低對學生的要求，因為，如果不堅持品質，就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何況他們要做的是最新的技術，一定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與磨難，唯有堅持，才能讓研究持續、做出好成績。
優異的研發能力，是林法正擔任大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的基石。「要把一個計畫做好，要找到各領域最強的人來加入團隊。」他笑說自己一向是弱勢領導，除了誠心誠意去邀請，努力去磨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外，他也堅持要做到財務透明，公平分配，自己領最少經費也沒關係。再者，技轉也是一個挑戰，尤其面對私人公司，要很謹慎，因為私人公司通常資金不足，往往幾十萬就想買斷幾百萬的智慧財產權。這時就需要法務或技轉經理來幫忙處理，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
2014年，與Caltech的合作計畫結束時，林法正說大家都覺得不捨，很期待能繼續跟Arnold合作，只可惜後來並沒有洽談成功。如今Arnold榮獲諾貝爾化學獎，勢必有更多人想跟她合作。儘管未來再合作的機會渺茫，但Arnold的研究精神與態度已經鼓舞了大家。正如林法正在父親身上看到脫貧、脫困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榜樣，他相信要拿到諾貝爾獎，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無論是個人、學校、研究機構乃至整個國家，都必須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