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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李察.賽勒

107/08/13 瀏覽次數 1928

在拍賣會場中,最後出價最高者往往就是對那商品價值的較為高估者。(圖片來源:種子發)在拍賣會場中,最後出價最高者往往就是對那商品價值的較為高估者。(圖片來源:種子發)

過年到了,小明希望把存了一年的撲滿拿來購買夢寐以求的虛擬實境(VR)眼鏡。念經濟學的哥哥給了他一個建議:「要不要嘗試把撲滿拿來拍賣?或許可換得比撲滿內硬幣價值更高的現金呢。」

 

「怎麼可能,有什麼原因嗎?」小明不解地問。

 

「在一個有名的課堂實驗中,經濟學家在透明玻璃瓶內裝了8塊錢美金硬幣後,透過拍賣的方式,邀請不知道瓶內確實硬幣數目的同學各自寫下自己願意付出的購買金額後,賣給其中願出最高價者。由於參與競標的同學只能憑外觀判斷瓶內金額而出價,他們發現48次實驗裡的得標者,平均付出比瓶內硬幣價值多1∕4的金額,8塊錢美金硬幣最後換回了整整10美金呢。」

 

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贏家的陷阱」(the winnerʼs curse),諸如此類的情況其實並不局限在課堂上的實驗。最早的發現來自工程師的觀察,他們發現石油公司為探鑽油田的權利所付出的金額,往往比不上最後從開採油田所得的價值。

 

之後經濟學家在許多牽涉金額龐大的拍賣或競價的場合裡,如職業球隊追求頂尖新秀、投資者競逐初上市股票等,也觀察到類似情況。這些市場共同的特性是,買家追逐的標的物最終將在市場上展現其價值,且這價值對所有投資者都一樣,經濟學家稱之為共同價值,就像玻璃瓶內的8美金,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價值。

 

為這共同價值競標的贏家最後普遍得不償失,一方面是由於那商品尚未進入市場交易,競逐者只能憑各自蒐集的資訊評斷其最終在市場上的價值,使鑑價本身具不確定性,一如上述實驗裡每人對瓶內金額的評估;再者,拍賣或競價最後由最高價者勝出,而出價高低往往與鑑價息息相關,因此最後出價最高者往往就是對那商品價值的較為高估者。

 

得標者成為贏家的同時,卻也揭露了其他競標者對這商品的評價(或這商品的真實價值)普遍較其預估為低的殘酷事實。其中幸運的,或只是報酬不如原先預期,更糟糕的情況甚至是出價高於標的物最終的市場價值,而致投資損失。

 

在拍賣一般消費性商品時,如監理站為特殊號碼車牌所舉行的競標,買家對商品的評價純然取決於各自的喜好(private value),也據此出價,唯一不確定的因素是其他人如何評價與出價,以及自己應如何出價以獲取最高報酬。買家在這情況下對商品評價與自己出價都能確定,因此並不會有出價高於買家對那商品評價的贏家陷阱情況。

 

不同背景的經濟學家對上述發現有差異很大的迴響。研究人們如何在理性基礎上做最適決策的理論學者以模型證明,在共同價值商品的拍賣過程中,競價者在出價時應已預期這效應,而不致出價高於預期報酬,也就是精明決策者不會落入贏家的陷阱。易言之,這現象應純粹是決策者本身的非理性行為;而越多人競價的拍賣中,贏家陷阱越顯嚴重,更凸顯這一事實。

 

但另外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這類有悖於經濟理論預測的異常行為(anomaly),卻能常見於日常生活中,其中必有值得深究之處;而日後這方面的研究便稱為行為經濟學,其中也包含了2017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李察.賽勒(Richard H. Thaler)。在最近發表的研究中,他觀察到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各球隊每年對選秀狀元的投資報酬率,遠遜於投資於排名較後的球員,他甚至戲稱拿到狀元籤是輸家的陷阱(the loser’s curse)。即便投資經驗豐富的石油公司與職業球隊都擺脫不了這類異常行為,更顯示這些行為的普遍性與值得重視。

 

不過,不同於另一位從事相關研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康奈曼(Daniel Kahneman)是認知科學家,慣於透過實驗與觀察歸納人們真實的決策模式及其與經濟理論預測的差異。賽勒是位經濟學者,更著重從演繹推理的角度解釋真實行為模式背後的誘因與歷程,甚至進一步根據真實行為模式,提出新的模型提升理論分析與預測能力。如諾貝爾獎所描述,其貢獻除了讓分別以經濟與心理分析方法探索個人決策行為的研究有了共同的基礎,更在於其能以經濟的思維與內涵詮釋其觀察,增進我們對現實行為模式的了解。

 

有趣的是賽勒和康奈曼曾經有過長期的合作交流,這一對好友分別從認知科學與經濟分析的背景,深入觀察與探索實驗或現實情境中人們決策的普遍樣態,對行為經濟學的建立與茁壯居功厥偉,也先後獲得肯定。而拜以核磁共振儀為輔的腦造影技術與其他神經活動判讀技術的持續進步,之後的認知神經科學家與經濟學者更結合這些新興工具分析經濟決策背後的神經機制,稱為神經經濟學。

 

十餘年來的研究,發現俗稱獎酬迴路的多巴胺路徑(dopaminergic pathways)與大腦皮質的神經活動量,普遍與經濟理論中影響個人決策的經濟變數息息相關,支持經濟理論在我們決策過程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另一方面證明了行為經濟學所觀察到許多傳統經濟理論無法預測的行為,泰半是根源於生理機制上另一個較偏向情感與快速反應的神經迴路。以前述贏家陷阱為例,許多人原先認為對贏家快感的追逐可能是在拍賣過程中促成較高出價的主要原因;然而,神經經濟學家發現似乎並非如此。

 

在另一個實驗中,參與者分別參與競標及類似但無競爭對手的風險樂透選擇作業。而研究人員比較參與者在不同過程中的神經活動後,並未發現他們在競標作業中有展現較強烈的贏家快感。相反地,由於其對競標過程中未得標比對未中樂透有顯著較敏銳的負向反應,促成過高出價的較可能解釋反而是如知名的本土劇台詞所描述─我不甲意輸的感覺!

 

賽勒在行為經濟學上較著名的貢獻,除了其本身在這領域的研究外,尚有其在頂尖學術期刊上一系列的專欄文章,討論各種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常見行為。

 

稟賦效應

 

經濟學裡的稟賦指的是特定時間點上的擁有狀態,而擁有一個物品前、後我們對其評價(分別是願付價格與願接受賣價)的顯著差異,便是賽勒所命名的稟賦效應。對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對人的決策分析都建立在這決策者的穩定偏好上,因此單純因為擁有所造成買賣家身分差異進而產生的評價改變,是對經濟分析的一大挑戰。

 

一個早期的簡單實驗是課堂上隨機給半數同學2塊美金與另外半數同學等值的樂透彩券,然後允許所有人就2塊美金與樂透彩券交易。由於分配的決定是隨機的,因此合理預期分配到現金的應有半數較喜歡樂透,分配到樂透的應也有半數較喜歡現金;因此,半數的同學進行交易也屬合理評估。有趣的是,最後僅零星交易產生,遠低於經濟學家的預期。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這現象應能透過對市場交易運作的學習與熟悉而改善。

 

為驗證這說法並確認這效應的普遍性,賽勒、康奈曼等先讓課堂同學進行數次的市場遊戲實驗以降低經驗的影響,之後再隨機給半數同學在康乃爾大學校園內販售值美金6元的馬克杯(在另一個實驗中,他們隨機分配的是有售價標籤$4的盒裝原子筆)。而後請全部有、無馬克杯的同學各自以賣、買家的角色,寫下他們的願接受賣價與願付價格,並就其價格進行可能的市場交易。

 

在4場實驗中,除了依然只有零星成交以約4.5元的市場均衡價格達成外,賣買家所寫下的價格中位數分別是5.25與2.25元美金,再次呼應了前述擁有與否所造成的顯著評價差異。

 

後續經濟學家漸漸能認同一般人可能因所處身分、狀態等產生評價上的差異,並稱之為狀態偏誤(status quo bias)。不過,這類討論在傳統經濟學上較無著墨。另外,稟賦效應也可以由下述另一個有名的異常行為來解釋。

 

損失趨避

 

經濟學家理解人們面對風險時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與態度。若必須在一百萬現金與有50%機率得到兩百萬的樂透彩券中選擇,大部分人討厭風險,或稱為風險趨避,會寧願選擇確定的一百萬而放棄可能獲得兩百萬的彩券。不過,當面對的是必須在確定損失一百萬或有50%機率失去兩百萬間抉擇時,多數人反而甘冒可能失去兩百萬的風險,也不願確定損失一百萬。這在面對可能損失時展現的風險態度變化,便是所謂的風險趨避。

 

大部分人寧願獲得確定的少量報酬,而放棄有可能會血本無歸,金額卻更高的報酬。(圖片來源:種子發)大部分人寧願獲得確定的少量報酬,而放棄有可能會血本無歸,金額卻更高的報酬。(圖片來源:種子發)

一般而言,人們對失去的感受大約是獲得等價值物品感受的兩倍強度。巧合的是,大腦在面對可能失去與可獲得金額變化的敏感程度上,也有類似的倍數關係,因此這感受程度上的差異性或有其生理基礎。而這兩倍的感受性,也可以解釋稟賦效應中身為賣家時,因為面對可能的失去,比身為買家可能獲得的感受程度更強,因而對同樣物品產生較高的評價。因此,失而復得的喜悅可說是其來有自啊。

 

自我控制與跨期選擇

 

大部分人一定從小到大擬定了許多新年新計畫,考試前安排好完善的準備計畫,加入健身俱樂部或自己設定魔鬼般的減肥課程,但隨時間過去後,完成者卻始終是少數。讀者千萬別覺得孤單,因為這其實是非常普遍的情況,而賽勒對自我控制的討論,主要便著眼在這類決策者如何妥善安排資源在不同時間的跨期選擇上。

 

經濟學著名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強調理性決策者會妥善把一生資源有效率地安排在生命的各個階段,實務上卻常得到不一致的觀察結果。賽勒最早的想法是認為綜觀全局的自我與不同階段的自我,在追求各自滿足極大的決策之間產生的衝突。而這樣的衝突,他以經濟模型證明可以透過制度與約束來取得平衡,也解釋為什麼我們對未來的自己總是有這麼多偉大的計畫。

 

他也認為我們對於取得資源如何安排於一生,因取得方式而可能透過不同的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s)進行不同花費方式的安排,而非如生命周期假說所言,一定把每一塊錢有效率地安排在生命中的每一天。而晚近經濟學家比較普遍的說法是,人們安排一生資源在時間軸上的每一期間(如月、年)時,除了對較晚的每一期所得或滿足進行一般的時間偏好折扣(即未來5年後的10個蛋塔可能只值4年後的9個蛋塔)外,更重要的是對於現在與所有的未來之間,都會進行另一種折扣以產生差異,我們稱它是現時偏誤(present bias)。

 

如前述時間折扣0.9是未來任何間隔相同兩期間的比較;但若牽涉到現在與未來的比較,如明年的10個蛋塔,則可能只值現在的5個蛋塔,比9個來得顯著得少。而這樣的偏誤或許才是我們沉溺於追求當下滿足,而造成生活裡許多延宕(procrastination)的主要原因之一。

 

賽勒的書籍還有許多有趣的異常行為的介紹,限於篇幅,筆者僅簡短介紹。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其相關著作或上網搜尋以獲得更詳細的介紹。

 

而除了學術上建立卓越成就外,賽勒也學以致用。他成立一個投資基金,專門就上述人們異常行為衍生的投資盲點來操作,結果除獲得較一般基金更高的投資報酬率外,也在實務上證明其研究成果的正確與普遍性。

 

但筆者認為賽勒最令人欽佩之處,在於其持續努力以應用研究成果提升經濟學家最重視的效率與社會福利。他所提倡的輕推(nudge),指的便是在對一般大眾行為模式的認識基礎上,進行有效的,能讓一般人自願改變,且有助於其福利的制度改善。

 

比方其推行的「為明天儲蓄」(save for tomorrow),便是考量人們懶得改變的惰性與損失趨避進行退休保險制度設計的改變,讓人們不知不覺中存下更多的財富,相對為國家減輕未來可能的負擔。英國政府甚至邀請他至新成立的政府部門,以輕推政府政策與施行的效率。而這些大作為或許才是大部分經濟學者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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