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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兩難 –蕭伯納眼中的醫生與醫療專業

105/01/06 瀏覽次數 9105
窈窕淑女 (1964) My Fair Lady劇照(圖/IMDb)
 
一些經典的電影橋段是許多人的共同回憶,也充滿著科技、醫療與社會的元素,例如歷久彌新的經典歌舞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這部電影是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的代表作,也是影史中最受歡迎的歌舞片之一。一位法國朋友便說,她小時候就常表演〈窈窕淑女〉中的一個片段,唱唱跳跳地自娛娛人,而這也是她(及許多人)接觸英國文化的開端。

All I want is a room somewhere
Far away from the cold night air……

在電影裡,當驕傲自大的倫敦語言學教授遇見努力向上的鄉下賣花女,他發誓要用「語言的科學」把這個「滿口方言的村姑」改造成「上流社會的女公爵」時,第一件事不是趕緊讓她開始做發音練習,而是趕她去洗澡。

於是我們看到奧黛麗赫本飾演的賣花女,如何滿臉驚恐地被一群身著白衣的女傭人強行拖進浴室洗刷身體,同時不斷尖叫大喊:「放開我,這是錯的,這沒道理,我真的是個好女孩……」於是原本我們習以為常的洗澡,變成一件與歷史、階級、道德及性別相關的複雜現象。如同片中的女管家所言:「如果你外表骯髒的話,就無法成為一個內心良善的好姑娘。」

窈窕淑女改編自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劇本《畢馬龍》(Pygmalion,1914年首演),原指神話中那位愛上自己創作的女塑像的雕刻家,在電影及劇本中便是那位最後愛上改造後賣花女的語言學教授。

蕭伯納出身愛爾蘭都柏林,清貧的童年與窮書生的倫敦歲月,讓他成為敏銳的觀察家與犀利的評論家,長於以時事為本在創作中進行各種諷喻。因此,即使是在喜劇類型的《畢馬龍》,今日看來典型的「改造」喜劇劇碼裡頭(如麻雀變鳳凰等),也不忘對當時英國上流社會矯飾做作、裝腔作勢的風習大加嘲諷。蕭伯納的小說、劇本及改編電影叫好又叫座,雅俗共賞,使他相當難得地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奧斯卡最佳劇本獎的肯定。

稍早於《畢馬龍》,蕭伯納創作的另一個劇本《醫生的兩難》(The Doctor's Dilemma,1906年首演)同樣以當時的倫敦為場景,用辛辣又幽默的筆法,把他眼中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醫療現象,包裝在喜劇的糖衣之中。這裡的「醫生的兩難」有多重意涵,一方面指的是:醫生如何「選擇」可以得到治療的病人?如何「判斷」哪些是「值得拯救」的病人?以及這樣的選擇所帶來的道德難題。雖然在醫療資源較充裕的今日,所有的病人都應得到治療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早年並非如此。

為了鞏固自己的聲譽及確保執業的收入,早期醫師有「擇病」的風習,除了必須妥善經營並維持與上層社會顧客的關係之外,也必須小心避開病危及無法挽救的病人。然而蕭伯納筆下的醫生所面臨的難題卻並非如此,劇中的主人翁 Colenso Ridgeon 不是初出茅廬,需要經營客源的年輕醫生,而是年近半百的醫界菁英,並由於開發結核病的新療法而受封爵位,聲名大噪。然而,由於那療程需要繁複的實驗室操作以及細緻的臨床判斷,因此 Ridgeon 只能收治一定人數的患者。

就在這時,一位貌美哀傷的女性前來懇求 Ridgeon 救治她才華洋溢的年輕藝術家丈夫,然而他發現這位藝術家在道德上的許多瑕疵,且自己對這位夫人湧現無法抑制的好感。同時,Ridgeon 的多年老友,一位清貧但勤勉的一般開業醫師也向他透露自己罹患肺結核的消息。因此,劇中的道德兩難情境便環繞著醫生該救治年輕、才華洋溢卻人品不佳的藝術家,或者年邁、勤勤懇懇且品格高尚的老友?他是否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價值,並判斷誰該獲救而誰又該被放棄?

雖然故事主軸環繞著「誰該獲救」開展,但蕭伯納在劇情中放入了各種 20 世紀初期的醫生,並透過一貫幽默嘲諷的對白,在呈現各種醫生的人格特質與執業法門的同時,直陳他對當時醫療專業的深深疑慮。

如同 Anne Digby 在描述當時英國醫療市場與不同型態醫生的研究中呈現的,這時舞台上陸續有3種醫師登場,首先是一般開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 GP)。其中一位靠著標榜「保證治癒」而生活優裕的退休一般開業醫師,而他保證治療的祕密就是相信病人自我療癒的能力,加上一些合宜的建議及萬用藥物,也就是派瑞司的化學食品(Parrish's Chemical Food,一種以磷酸化合物為主的早期暢銷補劑)。另一位一般開業醫則是那位生活清貧又罹患肺結核的醫生 Blenkensop,他以工人及中下階級病人為主並主張儘量不用藥物治療,診金低廉因此收入不豐。

蕭伯納對另外兩種醫生的評價就相當辛辣。透過旁白與劇中醫界人物間的彼此對話,觀眾很快知道那位外表光鮮亮麗的「外科醫生」(surgeon)Walpole,他的家族世代成功的法門就是精研解剖,發明各種「不必要但也無害」的外科手術,大力推廣使它成為必要的手術後,吸引病患們甘心付大錢來趕流行。

而擔任某貴族家庭內科醫生(physician)的優雅長者 B. B.,則是靠迷人的聲音與禮儀來贏得病患信任的詐騙者。諷刺的是,正是這位不學無術、一知半解的醫生,在小亨利王子身上試用了主角 Ridgeon 醫生開發的療法,歪打誤撞地治癒了小王子,使得 Ridgeon 得以受封爵位。

透過故事的進行,觀眾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醫生的社會地位與彼此間的冷嘲熱諷。例如,外科醫師 Walpole 批評一般開業醫師 Blenkensop 的長年臨床經驗並不可信,因為他沒有看進身體的內部;內科醫師 B. B. 則認為外科醫師只是缺乏知性的手工業罷了,唯有腦才是主宰,而 Walpole 所發明的手術更是胡扯。然而,雖然故事中大多數的醫生都不認為 Walpole 所發明的手術是有用且必要的,卻也都無意去揭發。畢竟這讓他們的同行朋友收入豐厚,而且,反正這個手術對病人也沒有什麼弊害。

蕭伯納眼中的醫界,如同其他如法律、會計等專業團體一樣,都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充斥著各種牟利的不當手段。就如同蕭伯納在他的〈醫生的兩難〉長篇序言中所言,他認為醫界的種種陋行與利益脫不了關係。換句話說,想當一個誠實的醫師就是在懲罰自己,讓自己失去那些豐厚的、常規但不當的收益,並在一群富裕的同行面前衣著襤褸。這是另一個醫生的兩難。

這個劇本也提醒我們,有關動物實驗、疫苗施打等今日習以為常的醫療實作,在當時的英國社會都仍有極大的爭議。蕭伯納認為,前者不但是許多知識分子都無法認同的殘忍行為,且與醫者溫厚良善的形象相左;後者則有不可測的風險,例如德國科學家科霍(Robert Koch)嘗試利用結核菌素來治療肺結核的不幸後果。
 
然而,這些對現代醫療的異議聲音,並不代表蕭伯納是位反對科學或者對科學進展無知的文學家。相反地,在《醫生的兩難》中可以看出他對當時快速發展的細菌學說及疫苗實作有相當的掌握,包括失敗的結核菌素治療等。

蕭伯納清楚地指出,故事中的醫學知識及主人翁形象主要來自 Almroth Wright。根據 Ilana Löwy 的研究,Wright 是20世紀初期英國重要的細菌學家,主持倫敦知名的聖瑪莉醫院(St. Mary Hospital)的細菌學與病理學部門。而《醫生的兩難》中主角所發明的療法就是 Wright 的「助噬素」(opsonin)療法,主要透過小劑量疫苗的注射刺激助噬抗體的形成,以促進吞噬細胞消滅入侵病菌。這種療法強調每個病人病程發展的獨特性與個體性,對實驗設備及實驗技術也有相當的要求。

Wright 並曾批評當時醫師的懶散,認為他們不願花心思去理解傳染病的複雜病程,只想等待方便特效藥的出現。雖然助噬素療法日後逐漸式微,但這種對個體性的重視,不但讓聖瑪莉醫院日後成為過敏研究的重鎮,某種程度上也預告了二戰後過敏病與自體免疫疾病的興起。

對蕭伯納來說,Wright 的研究與治療象徵現代醫學的進步,一種對實驗以及病患個體的高度重視。然而,在醫界保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想讓醫生們願意花心思學習,花時間細心診療,花金錢投資實驗設備,無疑是緣木求魚。

因此,蕭伯納提倡公共醫生制度,讓醫生們的收入可以不再與看診數及診金勾連,由國家提供醫生的薪資、實驗設備與訓練服務。他認為,唯有如此,醫生們才不會面臨「保障專業利益」與「追求更好治療」相衝突的兩難困境。他的想法也預見並影響了日後英國國家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的出現。
 
時間拉到 2005 年倫敦,我的英國 NHS 初體驗。在一個晴朗下午,感冒的我按照預約時間,到我所登記的一般開業醫診所等待看診。偌大的候診間只有零星三兩個人候診,二十分鐘、三十分鐘、四十分鐘過去了,我已經把診所裡所有的衛教傳單看完,卻還沒輪到我。其他人都已經看完各自的醫生回家去了,只有我的醫生在地下室的診間還緊閉著。

一個多小時後,我終於看到通往地下室的門打開,醫生陪著一位移民媽媽走上來,媽媽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女孩。媽媽的臉上有掩不住的憂愁,而小女孩看來已累到睡著了。我的焦慮及不耐瞬間熄滅,取而代之的是不捨與理解。小女孩,希望妳一切都好。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在需要時也能得到同樣縝密的醫療照護,而無須擔憂自己是否「值得」或「付得起」這樣的照護。

窈窕淑女 (1964) My Fair Lady劇照(圖/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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