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科技力量的發展與國防軍事與國際政治結合的緣起，可溯及二戰之後，美、蘇兩大陣營延續納粹德國V2火箭的軍事技術研發，在冷戰時期藉由發展太空科技在軍事用途應用能力，如雙方相繼研發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及攔截ICBM的反飛彈系統等，啟動所謂的「太空競賽」(space race)。蘇聯和美國相繼在1957年前後試射各自首枚洲際彈道飛彈，這些洲際飛彈在冷戰「零和」(zero sum)思維的年代，係將飛彈射上200公里左右的高空，經過約5,600公里的航程距離，重入大氣層來精準攻擊地表上的軍事目標，通常這些洲際彈道可以攜帶一枚或者多枚核彈頭最為威嚇或打擊敵人的高速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1957年同年，蘇聯將人類第一顆Sputnik 1測試用衛星打入軌道，成功與地面連線，美國隨即跟進。此時人造衛星的主要用途，主要為了強化兩強在遠距通訊、情蒐監測與衛星導航等軍事方面的應用能力。

蘇聯火箭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 1紀念海報。（圖片來源：Google網路影像）

在兩強對峙的冷戰時代，各國科學家與航太工程師都受政府或者軍方直接指揮，研製其火箭能在遠距操控條件下，飛得更高、射得更遠、打得更準，還要能攜帶最多數量的彈頭，來達到威嚇與攻擊敵人，攔截與反制敵人飛彈入侵等多重軍事目的。在此國防安全為最高技術與應用發展目標下，各類太空科技及應用，如通訊、遙測及定位等衛星功能研發與製造，或在低軌道(LEO)放置可以一面執行太空環境中的科學實驗，又能兼從高空來監視繞經軌道下方國家的地面動態的太空實驗室(即國際太空站的前身)等，都受到兩強國的高度興趣，並且積極投入發展。這些創新太空科技的研發與應用，有成功、有失敗。有眾所皆知，但也有更多直接封存進國家機密檔案內的，從未對外公開的案例。

1990年代，冷戰告終，世界上的太空強國及其他有意發展自主太空力量的國家，尤其美、蘇兩國都因假想敵人驟然消失，在國際間形成短暫的和平氛圍，以致失去繼續投入巨額經費支持發展純軍事用途太空科技的正當性。因次，全球性的裁軍(disarmament)、非核化(denuclearization)、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ive destruction-WMD)、導彈技術輸出管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s)等與太空科技研發與應用相關的全球安全議題，也在此和平氛圍之下，成為各國低調持續的軍備競賽之外，不得不轉戰的新國際太空外交與國際太空合作柔性賽局。許多國家在此國際太空政治氛圍下，也不得不調整國內與外交政策論述，將原本以軍事用途為主的太空科技研發與應用預算，轉向投入加強和平目的與民用用途的太空科技研發與應用。即便近年來有些太空強國為展現肌肉而重啟的新興太空相關科技項目，比如超音速武器、太空飛機與質子通訊科技等，其應用恐怕終究還是會在國防與民用兩者間遊移。

表列資訊為World Atlas統計2013年全球太空研發預算最高的前15國。中、印、日、韓及印尼都在這個積極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國家的排行榜。

2013年全球前15名國家太空科技研發經費一覽表 (資料來源：http://www.worldatlas.com/articles/which-countries-spend-the-most-on-space-exploration.html)

綜言之，太空科技發展與應用勢必將繼續跟各國自選的國防軍事用途掛鉤。而即便要將其嚴格地限定在民用範疇，其所涉及龐大的研發與設施經費、大量的人力投入與資源管理，還有複雜的多方利益衡平的問題，也要透過政治手段來解決個別發展項目優先次序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換言之，也就是國家的太空發展與應用政策。正因如此，國家要有明確的動機與目標，才能制定綜合性的國家太空發展與應用政策，再配合適切的國際太空政治氛圍以及國際合作生態體系，才有具體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能力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