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涉入與太空科技和應用發展相關的國際政治議題，多半是因為這些國家預期在這個領域中謀求最大的國家利益。這個最大利益的定義，從早期的追求絕對利益，逐漸演變為追求相對性利益，換言之，就是從非贏即輸，到各自少贏，但可雙贏、多贏的競合相混模式。而國家最大利益的內涵也從一開始主著重軍事國防力量和地緣政治的安全利益，逐漸地擴張到科技、經濟、民生、社會與永續發展等多元應用範疇的綜合衡量。

追溯太空時代初期，世界上其實只有美國與蘇聯兩大太空強國，兩強又擁一群中、小型戰略盟邦，卻同時有限度地提供這些盟邦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所需的先進技術、專家人員與特殊物資，也同時嚴密控制關鍵技術、主要技術人員與稀有物資的流通，以保留他們控管使用太空的最高與絕對權力。不僅如此，兩強也互相強化對方及各自盟邦陣營在意識形態與軍事安全方面的敵對態勢，讓各陣營盟邦也視對方及盟邦為敵人或競爭對手。因此，冷戰時代的國際太空政治互動模式，就是兩強加上其盟國陣營國家維持不斷的國防軍備與太空能力競賽。兩個陣營之間若非必要，只有競爭，不會合作；或是只為追求最後勝利，才不得不勉強發展充滿算計的合作。

兩大太空強國間的軍備與太空競賽也限制了各陣營中盟邦間的互動，為了拉攏中、小型盟國發展共同安全防衛體系，也會主動提供盟邦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能力所需的部分技術、人員與物資，如蘇聯將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不結盟國家等共14國納入的Interkosmos國際聯合載人太空飛行任務，讓合作夥伴國家的太空人都有機會加入蘇聯主導的征服太空之旅，間接建構了由其主導的太空科技應用與太空工業生產供應鏈。

等到冷戰結束後，已形成太空科技與應用的普及化與民主化，太空經濟的產品與服務市場也從過去僅存在兩大陣營盟邦內的封閉生產供應鏈，逐漸擴大成為數個全球性的太空經濟生態體系。之後，兩強為維持國內經濟發展與貿易利益，也不得不放寬過去針對幾乎所有國家所訂定的管制，轉向藉此拉攏有意購買太空科技所衍生的產品與服務的消費者與市場，透過鬆綁技術轉移來吸引不同國家加入其太空經濟生態系統，發展出雙贏、多贏的相對性利益交換模式。各國則因考慮各種對自身有利的太空政治參與方式與投入項目，觀察不同國家主導的國際太空安全與太空經濟體系，或加入其中，或在其間遊走，以爭取最高與最大利益。

前蘇聯Interkosmos國際聯合載人太空飛行任務太空人群像。 (圖片來源：MKM)

各國對利益的內涵與定義，往往視各國當時的太空實力發展與需求、國際局勢的政治氛圍與當時太空相關科技發展的框架與趨勢，及相關太空安全或經濟體系的性質、規模與運作效能，來綜合精算「國家利益」的最大值。比如，某國認定儘速獲取太空科技與應用發展的關鍵技術、人員與關鍵物資是該國長期需要的發展重點，卻一時無法從盟邦之處順利取得。此時，如果競爭對手陣營的太空強國招手，在盟邦強國既沒有關鍵制裁手段，又就其他領域或未來期間無法祭出嚴重懲罰的遠憂時，該國恐怕會考慮先與敵對陣營協商條件，以便立即取得發展關鍵要素，或者是反向盟邦施壓，討價還價。

最後，法學界常從比較國際法的觀點，試圖把規範各國發展太空綜合力量競爭的行為，與過去國際間在爭奪陸地及海洋主權與資源開發的競爭模式做一類比。此一類比理論上看似合理，實質卻有技術性的謬誤，原因是，太空與天空實際上只能讓人類或者國家使用，實際上是無任何國家可以實質佔領。又，到目前為止，太空資源的開發侷限於於人類體能、科學技術與相關費用等多重難題，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只能依靠攜手共同開發，實則是無人可以獨力完成的。

以目前衛星導航系統的競爭局面為例，各獨立衛星導航系統在開發初時，全都是為了各自利益而投資設置，而後則到處爭奪使用者市場及建立產品的製造生態鏈。但為了強化或僅是要補足個別衛星導航系統的精準度問題，以及有關軍事專用導航通訊頻道重疊的問題，各系統服務國依然需要跟對手協商，並在其國土境內設置或交換衛星訊號接收站服務，依此始能補足精準度的技術性缺失。另外，未來單一衛星導航系統的使用者理所當然地會希望所購置的導航系統接收器，不會因為不同系統之間的相容性與互通性問題，造成斷訊或是導航訊號受到干擾的情形，這些問題也迫使各大系統一面要保有自己系統的自主性與安全性，卻又不得不與其他系統協商，做有限度的妥協與合作。因此，各國對太空發展的相關議題，其實很難只用競爭與追求短暫絕對利益為模式，終其究竟仍要透過合作與分工，長期發展相對利益，互換各方暫時所能接受最大短暫利益，創造長期多贏。

各衛星導航系統要協調彼此在軍用電訊頻道（紅色部分）重疊覆蓋的相容性問題。 (圖片來源: Inside GN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