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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技與國際政治(三): 國家地位

107/06/15 瀏覽次數 1939

世界各國基於各自在太空科技發展與應用能力的差距,所處地緣政治環境中對國家安全與利益的考量,以及對人類未來想像的投射等,在國際太空政治場域中,與其他國家互動,會有不同的動機、立場與目標。大部分的國家由於缺乏足夠的能力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多半因為國家安全與利益受到其他國家發展太空科技與應用能力的影響,不得不踏入了國際太空政治的互動場域。

 

然而具有實力或有強烈企圖心的國家,則常透過大力發展太空科技,對外凸顯其國力強盛的形象,並在國際場域扮演太空科技的關鍵地位。回顧國際太空發展史中,這些國家包括了早期的太空強國和冷戰後陸續崛起的中、小型太空國家。首先,兩大強國在冷戰時期透過太空科研應用能力的發展作為凸顯其國力與國家地位的動機十分明確。當時的前蘇聯一而再地以成功發射人類世界第一顆入軌衛星、完成第一個載人太空飛行、第一位女性太空人等多項世界第一,不僅把對手美國比下擂台,同時大大強化了盟國及本國人民對政權的信心。當年,蘇聯首次太空人賈加林(Yuri Gagarin)在1961年短暫來回太空,受到國際媒體的報導,等於肯定了蘇聯太空強國的國際地位,可見太空能力對於塑造國家形象的重要性◦

 
國際媒體報導蘇聯首次載人太空飛行的歷史畫面資料。(圖片來源:NASA)國際媒體報導蘇聯首次載人太空飛行的歷史畫面資料。(圖片來源:NASA)
 

發展太空能力的政府除了經常利用發展太空能力的議題與成就,來強調其強盛的太空國家國際形象或是領導地位之外,其政府對內也會以相同論述與成就,尋求國民對其政權的正當性、政策制定方向的正確性,以及對於政府執政與治理國家能力的認同與支持。當時蘇聯不斷地締造多項世界第一的太空先驅發展紀錄後,美國總統甘迺迪在1962年的萊斯大學登月演說中,鄭重宣示其領導的政府將不計任何代價,也要達成代表美國國家勝利精神的阿波羅登月任務,以重振美國的國際領導者的地位,找回美國人民對國家的信心與支持。另者,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為了對內爭取選民對其政府與政黨的繼續支持。

 
1962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國人宣示登月目標及所具意義。(圖片來源:NASA)1962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國人宣示登月目標及所具意義。(圖片來源:NASA)
 
物換星移,太空科技與應用能力到了冷戰落幕之後,快速地延伸到科技、經濟、民生、社會與永續發展等多元應用範疇後,已經具有太空能力基礎,或者是具有強烈企圖心的中、小型太空國家,則開始積極建立全面性或者是發展專擅性的太空科技發展與應用能力,以拉攏或參與盟國發起的共同安全防衛或是國際太空經濟生態體系,最後樹立其在太空政治場域中可扮演的領導者,或者是不可或缺的專擅角色等國家形象與地位。譬如當今的中國經常聯合俄羅斯在全球各地布局,開創各種類型與不同規模的太空經濟產品與服務市場;日本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終極目標為擴及全球,故而積極推動的衛星科技發展與應用的雙邊國際合作與區域共同發展大戰略;印度以南亞為主,以提供南亞區域合作組織(SAARC)的會員國使用的印度SAARC衛星,凸顯其優於對手國巴基斯坦的作法,以及如最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積極發展其太空能力,凸顯其在中東地區的領導地位等,此皆為中、小型國家以發展太空能力來凸顯國家國際地位的具體例證。
 
 

另有西方國家與媒體經常公開譴責所謂「光顧導彈與核彈、不管生靈塗炭」的朝鮮人民共和國(北韓)和伊朗等國政權,除以高壓統治方式治理國家之外,又常宣傳其國家太空力量的發展成果,強化人民對其政權的信賴與支持。北韓的三代國家領導人向來堅持發展北韓的國家太空力量,對外作為其與南韓、中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等國,就區域安全與經濟議題的談判籌碼;對內則透過發展國家太空力量的成果,向其人民宣傳其政權的正當性、國家政策方向的正確性,及其治理與建設國家的能力,尋求國民對該政權的認可與支持。

 

(本文由科技部「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張志立/國家太空中心   傅麗玉/國立清華大學

審校:品保組 型管小組/國家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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